沙基惨案诗词沙基惨案( 四 ) 沙基惨案诗词|沙基惨案|

甲午战争后，日本勒索赔款和赎辽费2.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廷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收入的4.5倍。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须付赔款4.5亿两，加上利息以及各省的地方赔款，合计白银10亿两，至少相当于清政府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遭受过如此频繁、惨重的战争伤害？又有哪个国家在支付了自己年收入3倍乃至12倍的赔款后，还能指望得到发展？“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邹容：《有感》）国家一旦失去主权，人民的生命与尊严也就没有了保障。
英军血洗定海、镇江，日军对旅顺屠城，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赶尽杀绝，沙基惨案、五卅惨案、济南惨案，以及那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可以说，为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侵略者进行了最为野蛮的持续杀戮。
“东亚病夫”，这就是洋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猪仔”，这就是对被骗卖到海外华侨的蔑称！爱国诗人丘逢甲曾经愤怒地指出：“英之在香港，以狗与华人并论；俄之在旅大，则人与牛马同税” 。
在旧上海外滩公园，则设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
在殖民者眼中，中国人就是牛马猪狗，甚至不如，否则，怎么可能使出扫射、枪刺、挖心等高达170余种的虐杀手法？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古老的华夏文明濒临灭亡的边缘。
英法军队对圆明园劫掠后的焚毁，八国联军对五代帝都北京的洗劫，西北流沙古道上“探险家”们对文物的盗骗……据不完全统计，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博物馆中藏有中国的珍贵文物不下百万件。
公开的劫掠伴之以无形的摧残。
殖民者借助传教、办学、出版等方式，传播奴化思想，消解民族精神。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声称：“我们的学校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要训练中国“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 。
日军“笔部队”成员更是公开叫嚣：“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
”正是在刀剑的威逼下，沦陷区人民被剥夺了学习母语的权利，被迫接受“皇民化”教育。
侵略者在血腥征服的同时，还要装扮成文明进步的化身。
这里要提到福泽谕吉，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其肖像一直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万元纸币上。
甲午战争期间，他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声称日军是为中国的“文明开化”而战，为中国四百余州“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 。
中国人“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叩九拜，感谢其恩。
”尔后，他又发表文章，鼓吹日军必须加紧进攻中国，“蹂躏（蹂躏一词是福泽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汉字词汇——引者注）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国的机会。
” “文明”、“蹂躏”、“亡国”——应该“感谢”福泽谕吉，能将问题讲得如此直白。
在侵略过程中，殖民主义者确曾在中国修铁路、开矿山、办企业、设学校，进行了许多似乎“文明”的“建设”；中国人出于救亡的需要和对文明的期盼，也曾长期以西方为师，开启并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同为“建设”，二者的性质、作用和历史命运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指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1—772页）关键就在这里。
中国人是那么渴望着文明进步。
然而，我们对文明进步的追求，却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在华的所谓文明事业的拓展，即殖民化的加深形成尖锐冲突。
当中国资产阶级自觉地为现代化而斗争的时候，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基本形成，该体系的发展是以对世界广大地区的殖民为基础，以这些地区的停滞或扭曲的发展为代价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旦成为独立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大国，列强不仅将失去一个提供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产地，一个倾销商品的庞大市场，而且还要面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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