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雍在其《诗镜总论》中写“摩诘写色清微，已望陶谢之藩矣……离象得神，披情著性，后之作者谁能之？”王维对中国的山水诗发展确有较大影响，而他的山水诗的成就，是和他的把禅学理念演化为自己诗歌创作指导思想，把禅人参禅悟道的某些方式引进诗歌创作有关的，而也正是他诗中的禅理禅趣，构成了其空灵流动的诗歌意境 。
本文试就禅与诗的结合，南宗禅的禅学理论对王维山水诗的影响以及互动作用，对后世诗歌、理论发展的意义等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 。
一、宗教理念与审美体验的融合 王维生活在盛唐时期，中国佛学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阶段 。
当时，不近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南禅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 。
王维与禅的关系当然是最为密切：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诗佛”之称誉的诗人 。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佛学理论修养非常精深，历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能坚持较为严格的宗教实践，通过对禅门妙法的透彻参悟，深得禅家三昧，以至有些诗达到了“字字入禅”的境地 。
当然，王维的禅学理念与审美体验的融合也还是有多方面的促成因素的 。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南禅的发展，达摩把禅传入中国后经六祖慧能，使这种“不立文字”，重于内省的宗教体验与文人市井更加接近了 。
南禅的三境界：其一“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其二“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其三“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些感悟对后对世界的关照，使生活中现世的世界象镜象一样，如相中之色，水中之花，发生了改变，其本身获得了从世俗事物之中解脱后的自由感：禅，更关注人的心境，这时便在审美的层次上和文学发生了关联，它体现在王维的隐逸精神方面 。
王维也是一个向内心深度开掘的文人 。
他身上的隐逸文化有着精粹的体现 。
如：禅宗的“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对王维的隐逸人格有着三方面的影响：第一，它是以积极主动的出世与消极被动的抗世相结合的姿态来对待现实的社会生活；第二，它是一种情绪化的、悲剧性的、“超常”的人格精神；第三，它追求一种精神自由，重视生命意义，甘于孤独沉寂的人格精神 。
这里可以列举王维在19岁时所创作的《桃源行》，在这首诗中，王维超越了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着意塑造了另一个“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鱼樵乘水入”的境界 。
这已经是一种文人雅士对于内心禅意境界的向往，有着精巧典雅的格调，也有着幽深高远的文化气了 。
逸本来就是从隐逸风尚中超拔提升出来的，它超然、悠然、隐遁、空灵的旨趣最自然不过地表现了隐逸的人格精神中的另一种气度 。
隐逸文化与禅宗结合，使王维的诗由城市的喧嚣走向山野的宁静及孤寂的文化，更注重将自然美、人的美和精神美提升到人格精神的层面，从艺术的角度，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
由于与禅学理念的互渗与交融，王维的对于淡泊生活的追求更呈现出一种深奥的冥想，更是一种悠然的心境，已不再不同于陶渊明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沾衣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而是要达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的审美体验之中去 。
在这一层次讲，王维把禅学的理念应用于他的山水诗，使山水诗的思想意蕴、更加幽冥了 。
其次，宗教体验其所以能在王维这里高度融合，除了宗教体验本身就具有审美体验的内涵这一因素外，还与王维本人对解脱方式有关 。
他在《山中示弟》中说：“山林吾丧我”，在《饭覆金山僧》诗中更明确地说：“一悟寂为乐，此身闲有余 。
”王维的母亲信佛，王维本人也许与许多僧人有往来，他的字摩诘，出自佛教经典《维摩诘经》，根据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考证，“维摩诘”是除恶降魔的意思，和他那些散发着淡淡禅意的山水诗相映成趣 。
王维有意将自己一生的悔恼痛苦消除泯灭于佛教这个精神王国和幽寂净静的山林自然境界之中 。
换言之，空门山林、寂静之乐就是他解脱烦恼痛苦的最好方式，这样，它就必然要通过宗教体验和审美体验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
禅悟这种中国特有的宗教体验的目的即是为了明心见性，而中国文人徜徉于大自然中优游山水之审美体验也往往是为了得到一种“与天和谐，谓之天乐”（《庄子，天道》）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和洽之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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