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增祥诗词樊增祥樊增祥诗词|樊增祥|

古诗和现代诗的区别古体诗，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
也称古诗、古风。
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
《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
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
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
《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
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
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
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
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
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
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
《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
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
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
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张籍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
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
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
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
而近体诗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前为止，将近100年左右的诗歌。
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即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歌，也是从传统的古典诗歌到现代意义的新诗的过渡，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这一时期，诗歌相当繁荣，作家和作品数量众多。
陈衍《近代诗钞》仅就见闻所及，采录咸丰以来诗人360余人。
孙殿起《贩书偶记》及其《续编》著录道光以来刊刻的别集不下1500余种，其中不少是诗集或诗文合集。
由于近代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发生了巨变，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产生了新的阶级成分、社会思潮和社会矛盾，因此，近代诗也开始冲破清代传统诗歌的樊篱，出现新潮流。
近代进步诗人往往是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以诗歌为武器，紧密围绕近代各个时期的重大斗争，深刻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程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容。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里，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以其特有的敏感和蹊径独辟的诗歌，揭示清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危机，呼号变革，期望能对腐朽现实实行“劲改革”的人才的兴起，揭开了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序幕，也为近代诗歌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奠定了基础。
接着，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朱琦、贝青乔、金和等一批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诗人，怀抱爱国深忧和民族义愤，突出地反映了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他们的诗歌抨击侵略者，痛斥投降派，讴歌抗敌英烈，为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留下了光辉形象和历史画卷。
稍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政权提出“弃伪从真”的反封建的文化纲领，革命领袖们的诗歌，以抒写吊民伐罪的理想、改天换地的气魄、百折不挠的英雄主义精神，传达出广大人民的心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开展起改良主义政治运动，近代诗歌也被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黄遵宪努力创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诗”，梁启超响亮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推誉黄遵宪为“诗界革命”的旗帜。
黄遵宪的诗，“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具体、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从咸丰以来到“庚子事变”前后的历史面貌，贯串着救亡图存、变法趋新和对卖国投降与顽固守旧势力所进行的斗争，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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