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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语：“一只眼望家乡，一只眼望深圳。”
2009年9月9日，很多新人结婚，很多喜事发生。也是在这天，生于1988年的仲培妹妹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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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9月11日得知的消息。
当天吃完早饭回家，在电梯里接到同在媒体工作的同学的电话，然后电梯在11楼开了又合、合了又开，直到我错愕地走出，恍惚地打开家门，呆呆地静默。好长时间之后，才想起来，我该打个电话给她家人，至少我还要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第一次见到仲培，她是受访者，我是采访者，因为她的一个要捐出眼角膜的决定。在一年之前，她被查出患鼻咽癌晚期。
第一次见面，她喊我顾采访人员，得知我们的大学同在武汉后，亲近了许多，从第二次联络开始，我成了她口中的顾姐。
她是个弃儿，养父母年事已高，母亲78岁，父亲67岁。在呼和浩特的医院里,自始至终我没有见过她家人，只是她一个人，安静地对抗着巨大的阴影，从诊断到医治，干脆利落地处理一切。
直到后来，身体确实不行了，需要轮椅辅助出行，电视台的采访人员才帮她联系了义工。
她常常冷静地跟我说：“癌症已经骨转移了……”“今天做了放疗，副作用很大，吃不了饭……”“我开始打杜冷丁了……”“我想出院，不治了，给爸爸妈妈留点钱……”或者还为自己操着这样的心：“能帮我联系武汉的学校吗？问问报销的保险费什么时候下来……”
如果没病，她是一名在读大学生，2007年入学，该是上大二的时节。她没有钱，父母也没什么劳动能力，家里只有两间被当地村民们评议为风水不太好的土房子。
与她接触的9个月里，温度低的季节她穿一套红色的秋衣秋裤，温度高的季节穿一套绿色的睡衣睡裤。有时候我会带上笔记本电脑去看她，放放电视剧、电影，她偶尔也感慨：“等我出院了，也买个电脑。”
她治病的钱主要是来自社会捐助。但即便人们不停地去医院看她，给她留下一些钱，或远在深圳的未曾谋面的“周哥”，一万两万地给她寄治疗费用，她还是患得患失，总说要给爸爸妈妈留下点什么。
或许是出于自尊，她总不好意思安然地接受所有。我想把自己的mp3留给她解闷，她倔强地说：“我有。”然后拿出一个破旧不堪、断了一只耳机的物件给我看。
她并不总是那么坚强，毕竟只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
有一次夜里11点，手机突然响起，她打来电话，带着哭腔，“顾姐，我好疼啊……”
我安慰她，把以往所有真实的痛苦或编造的坎坷说给她听，好让她觉得这世界上倒霉的不止她一个，连唯心主义的宿命论都牵强地搬出来。好在止住了小姑娘的泪，放下电话，半个小时已过去，神经放松后，眼泪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