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认为，激发人们心中埋藏最深的情感，往往会得到奇迹般的喷发，诗词如此，人亦如此 。“我们都喜欢那种国民好闺女形象，谁家里有这么一个姑娘，心里都会觉得特别开心”，蒙曼坦言，“我们心目中对一个女孩不就是这样期盼的吗？希望她很文静，有高雅的品位，学问好，人不做作，落落大方，人淡如菊，中国人对于年轻女性的审美品位，武亦姝都囊括了 。”
靳智伟（媒介专家）
文化的痛点常成传播的热点
关于诗或词，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文化情结 。一部中国历史始终伴随着中国的诗歌史 。盛世必言诗，“大江东去”形成唐宋诗词创作的顶峰，“红军不怕远征难”体现着当今中国人的豪情；节日必言诗，所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入世必言诗，“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出世必言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触景时言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生情时言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闲适时言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媒介专家靳智伟看来，虽然在现代诗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自古当中国人遇到天大的困难或灾难时，甚至当我们一无所有时，我们还有诗 。
“文化的‘痛点’常常可以转化为传播的‘热点’与多媒体‘槽点’”，靳智伟认为，《中国诗词大会》紧紧抓住了中国受众的诗词文化情结，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之美给予了精准的电视阐释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民族文化基础，通过电视传播手段，让电视受众以‘会诗’的形式与选手对话，与前人对话，与历史对话，与生活对话，并在这一过程中锤炼自己的审美情操”，在靳智伟的眼中，中国古典诗词的多元文化信息，与电视手段的有机结合，也使得《中国诗词大会》形成了诗样传播调性与多元文化传播形态 。“这使得节目充满了诗情画意，在强化哲理的同时没有酸腐的道学气味 。”
■第二季亮点
改进赛制
武亦姝若在首季也许走不到最后
赛制的创新性是《中国诗词大会》成功的关键之一，它不仅仅可以选拔优胜者，还构成了本节目叙事结构的框架，是节目形成悬念和传播趣味点的重要手段 。《中国诗词大会》则以独创形式的赛制结构——“内循环搏击擂台赛”博得了不少观众的眼球 。节目通过海选形成现场百人团成员，百人团通过擂主争夺战形成当期擂主，攻擂失败者重新回到百人团 。这种循环赛制使得比赛形成富有弹性的趣味结构 。对于攻擂的选手来说，题目的难度实际上是把双刃剑 。因为高难度的题目可以更多地击败百人团选手获得更高的分值，但也可能将自己打败 。低难度的题目自己可以轻松驾驭，但可能无法获得攻擂的分值而导致自我淘汰 。这样的场内循环打分结构，成为节目的一大亮点 。
然而，这样的双刃剑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总决赛时就产生了爆冷门的情况 。当时，李子琳从节目刚开始便像武亦姝一样因出色的诗词储备量和冷静的头脑获得了网友极大的关注 。而后，李子琳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一直杀到决赛，却被在最后一期节目中首次攻擂的殷怡航击败屈居亚军 。第一季结束后，很多观众感到大赛的赛制存在着较大的弊端，因此最后的选手获胜名次难以服众 。因此，第二季将赛制修改成积分制，比赛一共十场，前九场是通常的比赛，最后一场即第十场则是让前九场表现较优的守擂者、攻擂者和挑战者集中起来同场较量，然后决出整个大赛的获胜名次 。之前，武亦姝被百人团突围而出的李宜辛刷下，原本很难再战，新的赛制成就了节目的同时也成就了武亦姝 。
新增环节
“飞花令”强势圈粉无数
除积分制外，第二季节目新增的“飞花令”等环节更是让今天的年轻观众大开眼界：原来今天玩的“空当接龙”的游戏结构，中国古代早已成型且玩得如此高雅 。
“飞花令”源自古人的诗词之趣，原本是古人行酒令时的一个文字游戏，得名于唐代诗人韩翃的名句“春城无处不飞花” 。在本季《中国诗词大会》中，节目组引进并改良了“飞花令”，为每场比赛设置一个关键字，不再仅用“花”字，而是增加了“云”“春”“月”“夜”等诗词中的高频字，在场上选手完成答题后，由选手得分最高者和百人团答题成绩的第一名，来到舞台中间，轮流背诵含有关键字的诗句，获胜者直战擂主 。“飞花令”是真正高手之间的对抗，挑战者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整说出一联诗句，这不仅考察选手的诗词储备，更是临场反应和心理素质的较量，因而“飞花令”的竞赛感很强，电视观赏性很高 。（韩英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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