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说郭沫若是无耻文人( 二 ) 郭沫若挖墓后的报应

而鲁迅对于郭沫若的态度则是十分的失望的，鲁迅本以为郭沫若作为现代文坛中的有识之士应该是有很强的个人先进的思想观念，但是郭沫若却没有，反而是帮助创造社一同反抗自己的做法。
所以鲁迅先生在极度气愤之下，在文中写到“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东洋狗到了眼前，原来是郭沫若先生” 。
郭沫若也坐不住了，给鲁迅先生扣了三顶帽子，即三宗罪，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
两人的骂战越来越激烈，到最后都没能息事宁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郭沫若...
无耻文人：郭沫若为什么要丑化秦始皇
周一良、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四人，盖大文人周一良为文革期间大名鼎鼎的“梁效”写作班子的骨干之一，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三人则为“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梁效”中的御用文人不用说，立刻由红色笔杆子变成了“三种人”（至少算与“四人帮”帮派体系有牵连的人）。
四位学者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死后还被谥为“四大不要脸” 。
郭沫若的成就和名气远大于“梁效”中的文人，港台人把他列为“四大不要脸”之首，可能因为他是历次运动的不倒翁的缘故。
郭沫若之所以没有在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自有他的生存之道。
或曰，他的文字多有对当权者拍马的特色，所以可以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如此，可见即使冠以“四大不要脸”之首的坏名声，也打他不倒。
为啥大家都说“铁骨铮铮”郭沫若,我只学过他的课文,觉得不错,...
郭沫若是俺最鄙视的文人：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反对蒙古的独立让他名垂千古了，让老匹夫伪君子昭然若揭了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郭沫若千载中国难得一贱的文人他用自己是实际行动让我懂得了何为阿谀奉承不惜自我人格毁灭也要诠释何为马屁文人极尽丑态道德沦丧我想如今他在地狱毛毛必会抚摸着他的头微笑着扔块骨头给他正所谓好狗一世难求嘛[转帖]郭沫若最无耻的一篇文章郭沫若最无耻的一篇文章郭沫若每每让我想到余秋雨，作为那个时代的文棍之一，新时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并公然宣称替利益集团代言很正常。
他们这种毫无文人操守、气节可言的无耻小人，似乎在任何时代都能如鱼得水。
1928年郭沫若通过《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攻击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说鲁迅“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
还在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里写道：“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
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说蒋的“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当众朗诵：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他写《水调歌头》批邓，四人帮被逮捕，马上又写《水调歌头》，把四人帮骂得狗血淋头。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他的这篇奇文----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节选）：“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
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
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
但是请问。
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