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各个词人的写作特点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词

晏殊：《宋史》本传说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间或流露出旷达的情怀，概括出对人们有启迪的人生哲理。艺术风格和婉明丽，清新含蓄。所作皆为小令，善于即景抒情，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构成形神兼备的意境，写景重其精神，前人评为「更自神到」。语言精炼浑成。这是他的词作内容虽一般却能万口流传的主要原因。在小令的写作技巧上，晏殊有所发展，且使之日臻纯熟。
欧阳修：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
苏轼词的特点
一、“以诗为词”：形成豪放雅词
苏轼豪放词既然在题材、结构、情调、形象、内涵诸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窠臼，也就必然引发对词的形式自身的革新。这方面，通常被学者们评为“以诗为词” 。题材的开拓，正指示了由婉约而豪放，由“俗”而“雅”的方向。
二、以我观照万物：人物形象的豪放雅格
苏轼词中的主人公形象和角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就形象而言，苏轼之前的词作中，大多是柔肠百曲之士，千娇百媚之态。多为女性形象：花间及晏欧文人词一派多是上层女性形象，柳永笔下则多为沦落风尘的女性，而男主人公也多是“执手相看泪眼”的情郎。而在苏轼的豪放词作里，则或是“聊发少年狂”的“老夫”，“亲射虎”的“孙郎”，“欲乘风归去”的酒徒，“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豪杰等等。
不仅如此，从词人抒情的角度来看，苏轼更进一步把自我推向了词这一艺术舞台的前台。花间词人如同情窦未开的少女，隐在薄薄的幕帷里，显示着含蓄的少女魅力，柳永则如放荡的少妇，向你展示她美妙的胴体。故前贤说，花间妙在“不尽”，而柳永妙在“尽”，但他们“尽”也好，“不尽”也好，词人都如同导演一样，只在幕后；或如同高妙的皮影大师，在台底操作着他们的美人表演。而苏轼则既是导演，又是主人公，他把自己直接推向前台，特别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向世人坦露无遗。
从前文所举的四例来看，两例是词人自我，两例是以古人象征自我。还可以举出几十句表现自我的词句：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蝶恋花》）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永遇乐》）
我是世间闲客，此间行。（《南歌子》）
但令人饱我愁无。（《浣溪沙》）
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水龙吟》）
不仅以我写我，以他人写我，还以天地万物写我。以“我”之目光观照万物，则万物莫不着我的性情。如“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寄参廖子》）。潮卷潮落，本为自然，东坡眼中，皆因“情”字不同，因而会发出“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的痴想。这种景况，恰如词人所说：“无情流水多情客”（《劝金船》）是也
三、使用醉酒的道具：摆去拘束以形成豪放雅格
苏轼在词中常常使用“醉酒”的道具，以使其中的人物能更潇洒、更超脱、更能摆脱人类社会的种种理性束缚。
当然，“酒”可使词作豪放，却不一定以酒入词就是豪放词。词本来就是酒宴歌席前的产物，但真正能达到上面所说的作用，还应说是始于苏轼。酒对人的作用、感觉应该说是大抵相似的，但不同的性格、思想的人，在与酒结合后，会产生不同的情怀。柳永之前，写酒之词，尚无名篇佳句，算来也只有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最为有名了。但酒醉使他幻思的却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境界。这自然是典型的婉约情境。再看他的一首以写酒为主要背景的词《御街行》（上片）：
前时小饮春庭院。悔放笙歌散。归来中夜酒醺醺，
惹起旧愁无限。虽看坠楼换马，争奈不是鸳鸯伴。
“酒”不但不能使他豪放，反而“惹起旧愁无限”，将其低俗的情怀推向了极致。醉酒不仅使东坡摆去拘束，豪放不羁，而且酒后吐露真言，或者不如说是借酒遮面，来表达正常状态不便表达，甚至不能表达的思想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