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的遭遇及当时著名的诗词( 四 )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 。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 。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 。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 。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 。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 。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 。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 。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 。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 。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 。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 。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 。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 。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 。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 。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 。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 。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 。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 。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 。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 。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 。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 。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 。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 。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 。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 。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 。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 。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 。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