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诗词评价( 十 ) 曾国藩诗词评价|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
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
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
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曾国藩诗词评价】

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
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