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哲学》读后感精选( 四 ) 丹纳|艺术|希腊|日耳|意大利

总之，虽然这本《艺术哲学》有着许多的缺陷，但是正如傅雷先生也指出了丹纳的缺点，但仍然激情十足地翻译了这本书，并推荐给广大的读者一样，可见这本书仍有许多可取之处。首先前面提到过的，丹纳语言能力很强，气势十足，很容易将读者带入其中，读者常常会陷入作者语言编造的万花筒，被他带着走，连连赞同点头，直到读完后自己思索良久才会发现并不对劲。其次是丹纳的知识体系十分丰富，就这本书而言，包含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等等知识内容，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细读加上翻阅资料的确可以学到许多知识（没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jpg）。最后丹纳对于文学艺术的看法也并非完全是过时的，也有许多新颖之处，尤其是文学方面，有利于我们在此基础上充分感知英法等国的文学作品，而丹纳的种族、环境和时代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中国“知人论世”的学说。
《艺术哲学》读后感(三)：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严肃的哲学问题吗？
【《艺术哲学》读后感精选】小时候翻过丹纳的《艺术哲学》，因为心智和阅历都没到，所以几乎完全没有读进去。而现在读，又觉得比起那些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明快多了。绰号“文艺评论家中的拿破仑”的丹纳1866-1869年在巴黎美术学校讲述美术史，这本书根据讲义编辑而成，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希腊雕塑以及 “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明显受到论达尔文进化论和孔德实证主义影响。丹纳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应用于精神科学（包括文学艺术）的领域之内。古希腊艺术之所以发达与古希腊人乐观活泼精细敏锐的艺术家天赋密不可分；相对严酷的生活环境使得日耳曼民族理直气壮选择的简朴美学，拉丁民族 “住在可爱的风景区，站在光明愉快的海岸上…发展雄辩术、鉴赏力、科学发明、文学、艺术”，而黄金时代的古希腊天真无可复制。干燥地区重线条棱角，潮湿地区则讲求色彩层次。丹纳所谓时代，内容较为广泛，包括多重因素影响形成时代独有的“精神的气候” 。例如3至10世纪的欧洲，社会腐朽堕落，人口锐减，异族入侵，连年饥馑，疫疠较多，悲观绝望成为社会主导精神气候。而十九世纪起开始人类产生几何级数增长的“过分发热，过分消耗，过分兴奋”的欲望，“观念越来越强，形象越来越弱” 。艺术家置身其中感知表达着：莎士比亚和鲁本斯都不是横空出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 。种族因素是内部根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是后天推力，三者相互作用引导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走向。摘录~ 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个色调，或是青铜的颜色，或是云石的颜色；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纯和表情的淡薄构成雕像的美…过分正确的模仿不是给人快感，而是引起反感，憎厌，甚至今人作恶。法兰德斯人的气质的确是在富足的生活与饱和水汽的自然界中养成的：例如冷静的性格，有规律的习惯，心情脾气的安定，稳健的人生观，永远知足，喜欢过安乐的生活，讲究清洁和舒服对音乐的概括。>用连续的音，或者用同时发声的音，第一种关系构成旋律，第二种关系构成和声。这便是音乐，而音乐就包括这两个主要部分。音乐与建筑一样，也建立在艺术家能自由组织和变化的数学关系之上。但音乐还有第二个要素构成它的特殊性和异乎寻常的力量。除了数学性质，声音还同呼喊相似。人的喜怒哀乐，一切骚扰不宁，起伏不定的情绪，连最微妙的波动，最隐蔽的心情，都能由声音直接表达出来，而表达的有力，细致，正确，都无与伦比。希腊人认为肉体自有肉体的庄严，不象现代人只想把肉体隶属于头脑。公民变成庶民，不需要再追求远大的目标，使颓废懒散，生活奢华，不愿意结婚，不再生儿育女。把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同欧洲别的国家作一比较，就会觉得它更博学，更富足，更文雅，更能点缀生活，就是说更能欣赏和产生艺术品。那个时代，英国才结束百年战争，又开始惨无人道的玫瑰战争，他们若无其事的互相残杀，打完了仗还屠戮手无寸铁的儿童。到一五五○年为止，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意大利文由于音节丰富，语尾响亮，即使说的是极普通的东西也显得美妙，和谐；文艺复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时期，介乎中世纪与现代之间，介乎文化幼稚与文化过度发展之间，介乎赤裸裸的本能世界和成熟的观念世界之间。人已经不是一个粗野的肉食兽的动物，只想活动筋骨了，但还没有成为书房和客厅里的纯粹的头脑只会运用推理和语言。他兼有两种性质：有野蛮人的强烈与持久的幻想，也有文明人的尖锐而细致的好奇心。他象野蛮人一样用形象思索，象文明人一样懂得布置与配合。象野蛮人一样，他追求感官的快乐：象文明人一样，他要求比粗俗的快乐高一级的快乐。他胃口很旺，但讲究精致。也关心事物的外表，但要求完美。他固然欣赏大艺术家作品中的美丽的形体，但那些形体不过把装满在他脑子里的模糊的形象揭露出来，让他心中所蕴蓄的暖昧的本能得到满足。那时意大利的第一个特点是没有稳定而长久的太平，没有严正的司法，不象我们有警察保护。那种极度恐慌的情绪，混乱与强暴的社会，我们不大容易想象，因为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大久了。我们有那么多的宪兵与警察，反而觉得他们给人麻烦多，好处少…一方面，态度已经很文雅，趣味已经很高尚，另一方面，性情脾气仍旧很凶暴：两者成为一个极奇怪的对比。那些人都是文人，鉴赏家，上流人物，礼貌周到，谈吐隽雅，同时又是武士，凶手，杀人犯，他们行动象野蛮人，推理象文明人，可以说是聪明的豺狼。――倘使豺狼能对它的同类作一番研究功夫，可能定出一部杀人犯专用的法典。意大利的情形正是如此。哲学家们把目睹的事实归纳为理论，结果竟相信，或者公开的说，要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和成功，非凶恶不可。这些理论家中最深刻的一个是马基雅弗利。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自发的，独特的情感必须非常强烈，能毫无顾忌的表现出来，不用怕批判，也不需要受指导；第二，周围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使你心中的一些渺茫的观念得到养料，受到鼓励，能孵化，成熟，繁殖。拉丁民族天生的早熟和细腻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第一他们要求舒服；他们对于幸福十分苛求；他们要数量多，变化多，不是强烈就是精致的娱乐，要有谈话给他们消遣，要有礼貌使他们心里暖和，要满足虚荣，要有肉感的爱情，要新鲜的意想不到的享受，形式与语言要和谐：对称；他们很容易变为修辞学家，附庸风雅的鉴赏家，享乐主义者，肉欲主义者，好色之徒：风流人物，交际家。由于这些恶习，他们的文明逐渐腐化，以至于灭亡：古希腊和古罗马衰微的时代，十二世纪的普罗望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十八世纪的法兰西，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的气质很快的变得文雅，但也很快的走上过于精致的路。他们要求微妙的刺激，不满足平淡的感觉，好比吃惯了桔子，把红萝卜和其他的蔬菜扔得老远；但日常生活是由红萝卜白萝卜和其他清淡的蔬菜组成的。日耳曼人感觉不大敏锐，所以更安静更慎重。对快感的要求不强，所以能做厌烦的事而不觉得厌烦。感官比较粗糙：所以喜欢内容过于形式，喜欢实际过于外表的装演。反应比较迟钝，所以不容易受急躁和使性的影响；他有恒心，能锲而不舍，从事于日久才见效的事业。总之，在他身上,理智的力量大得多，因为外界的诱惑比较小，内心的爆炸比较少。而在外界的袭击与内心的反抗较少的时候，理性才把人控制得更好。一个意大利人，需要讲话，唱歌，跳舞；他们甘心游荡。得过且过，宁可衣服穿得破烂。在那儿，游手好闲好象是挺自然的，甚至于体面的。有些人为了面子而下肯工作，过的日子不是不清不白，就是干脆挨饿。这种懒惰，这种所谓高尚生活，在最近两百年间成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祸害。相反，同一时期的法兰德斯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尽量制造有益的东西供自己享受，认为是荣誉。普通人贪逸恶劳的本能，有教育的人不愿意劳动的可笑的虚荣，都被日耳曼人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理性克服了。拉丁民族最喜欢事物的外表和装饰，讨好感官与虚荣心的浮华场面，合乎逻辑的秩序，外形的对称，美妙的布局，总之是喜欢形式。相反，日耳曼民族更注意事物的本质，注意真相，就是说注意内容。他们的本能使他们不受外貌诱惑，而鼓励他们去揭露与挖出隐藏的东西，不怕难堪，不怕凄惨，一点细节都不删除，不掩饰，哪怕是粗俗的丑恶的。但尼德兰人精神更平衡，更容易知足。英国人由于三次被异族侵入，定居国内，也由于几百年的政治冲突，养成一种激烈的性情，好斗的脾气，紧张的意志，凶横的本能，阴沉而威严的骄做；这些在尼德兰人身上都是找不到的。美国人因为气候干燥，冷热的变化很剧烈，雷电过多，养成一种烦躁不安的心绪，过于好动的习惯；这在尼德兰人身上也是看不见的。他生存的地方气候潮湿而少变化，有利于神经的松弛与气质的冷静；内心的反抗，爆发，血气，都比较缓和，情欲不大猛烈，性情快活，喜欢享受。我们把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民族性与艺术作比较的时候，已经见到这种气候的作用缺少在德国那么自然而然产生的第一流的哲学，在英国那么兴盛的第一流的诗歌。他们不能忘了感觉世界与实际利益而耽溺于纯粹的思考，跟着逻辑作大胆的推断，把细致的分析推到越来越精细的境界，钻到抽象深奥的理论中去。他们无所谓心灵的骚动，没有什么剧烈的情感受到压制，所以文字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吻；他们也不知道缥缈的幻想，美妙的或崇高的梦境，所以不会在猥琐的人事之外窥见什么新天地。他们没有第一流的哲学家;他们的斯宾诺莎是犹太人，是笛卡尔和犹太祭司的门徒，孤零零的隐士，属于另外一种禀赋另外一个种族。繁荣富庶产生了一切味道，声音，色彩,形式的美，他们有规律的，安安静静的享受，心情既不热烈，更不兴奋若狂…这种文化，尽管我们嫌它笨重粗俗，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点：就是健康；那边的人有一种我们最缺少的天赋，就是明哲。他们得到一种我们已经不配得到的报酬，就是满足。至于英国人，到十八世纪为止只向国外收购图画，聘请画家。本国人的气质太好斗，意志太顽强，思想太实际，大冷酷，大忙碌，太疲劳，没有心思对于轮廓与色彩的美丽细腻的层次流连忘返，作为消遣。他们的代表作家荷迦斯，作品是带教训性质的漫画。象威尔基之流的别的作家，都用画笔表现人的性格与感情；连风景画也以描写心境为主；有形体的东西对于他们只是一种标志和“暗示” 。这一点也见之于他们两个风景画大家，忒纳和康斯塔布尔的作品，以及两个肖像画大家于斯巴罗和雷诺兹的作品。现在他们用的色彩火暴刺眼，素描只是描头画角的讲究细节。――唯有法兰德斯人与荷兰人为了形式而爱形式”为了色彩而爱色彩；这种意识至今存在，他们的别具风光的城镇和装饰优美的屋子就可证明；而在去年的国际博览会上，你们也曾看到，真正的艺术，摆脱哲学意向，不走文学道路，能够运用形体而不受拘束，用颜色而不流于火暴的绘画，只存在于他们和我们国内。不妨在版画陈列馆中例览一下全部日耳曼系统的作品，从丢勒，兴高欧，梵·埃克，霍尔朋，路加·特·来登起，直到卢本斯，伦勃朗，保尔·波忒,约翰·斯坦和荷迦斯为止；倘若你们满脑子都是意大利的高贵的形体或是法国的典雅的形体，看了日耳曼族的作品一定觉得刺眼：你们不容易调整观点，往往以为日耳曼族的艺术家有心追求丑恶。事实是他们不回避现实生活的猥琐与变态。他们不是天生能领会对称的布局，潇洒和安静的动作，美妙的比例，裸露的四肢的健康和敏捷。十六世纪时法兰德斯人模仿意大利人，结果只有损害他们独特的风格。他们耐性模仿了七十年，出品全是畸形的混血种。在两个成就卓越的时期中间插入这个长期失败的阶段，说明他们才具的特长和限制。他们不懂得简化现实世界，认为非全部复制不可。他们的目光不集中于人体，而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同样重视，不论风景，屋子，动物，衣著，零星的附属品，都一视同仁。威斯尼派画《圣母升天》一类的作品总是如火如荼，到尼德兰人手中火焰熄灭了；皮色白得象雪或牛奶；衣服布幔上的深红色变谈了。色调更浅的绸缎反光更冷。树叶上强烈的棕色，远处太阳底下强烈的红色，水面上夹着青的紫的纹缕的云石颜色，在此都变成黯淡，画面上只有雾气弥漫的不透明的白色，潮湿的薄暮时分的似蓝非蓝的日光，灰中带黄的海水的反光，河水溷浊的颜色，草原上的淡绿色，或是室内的灰不溜秋的气氛。这些新的调子构成一种新的和谐。描写天上的和人间的，理想的和现实的，基督教的和异教的节会所公然表现的内容，只有拉伯雷的辞汇能表达。有过一个原始时期，印度人，波斯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拉丁人，希腊人，都讲同一种语言，文化程度也一样；还有一个比较晚近的时期，希腊人与拉丁人已经同别的兄弟民族分开，但他们俩还合在一起，能够酿酒，以畜牧和耕种为生，有划桨的船，在古代许多吠陀系神明之外又加上一个新的神，在拉丁语中叫做“凡斯塔”，在希腊语中叫做“黑斯提亚”，意思是灶神。这些只能勉强作为初期文化的发端；即使他们已经不是野人，至少还是蛮子。从那时起，同一根株的两根枝条开始分离；我们后来再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结构和果实完全不同了；但一枝长在意大利，一枝长在希腊，所以我们要考察希腊植物的环境，看看那边的泥土和空气是否能说明植物外形的特点和发展的方向。我们今天建立的科学没有一门不建立在他们（希腊人）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第一层楼往往是他们造的，有时甚至整整的一进…在他们心目中，关心公共事务和研究哲学两件事是人与野兽的分别，希腊人与异族的分别。只要读一遍柏拉图的《西阿哲尼斯》和《普罗培哥拉斯》，就可看到一些年纪轻轻的人以如何经久的热情，通过艰难的辩证法追求抽象的观念…希腊城邦的灭亡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希腊人设想的国家大小了，经不起外面大东西的撞击；它是一件艺术品，精巧，完美，可是脆弱得很。希腊人始终喜欢这一类清秀可爱的小品诗歌，那是他最有特色的文学品种之一，也是他生活的镜子；但在别的国内，牧歌只显得无聊与做作。开朗的心情，乐生的倾向，是十足地道的希腊气质。这个民族永远只有二十岁：他所谓‘任情适性’决不是英国人的颜预沉醉，也不是法国人的粗俗的轻狂；而不过认为天性是好的，可以而且应该放任。天性的确带希腊人走上典雅。正直，修身晋德的路。引诱我们作恶的欲望，他认为愚蠢。一切哺乳动物都同属一门；只要是哺乳类，必然是脊椎动物。不但如此，有了乳房，必须带来双重循环，胎生，由肋膜环绕的肺，这是一切别的脊椎动物，如鸟类，爬虫类，两栖类，鱼类所没有的。随便哪一界，哪一纲，哪一科的生物的名称，都表明生物的主要特征，看了名称就知道选作标志的结构。在名称下面再念两三行，你们会看到列举一大堆特征，都是和主要特征离不开的伙伴，那些特征的重要性与数量可以衡量主要特征带来和带走的部分的大小。罗马人说他们有两件事情自命不凡：打仗凶狠，说话漂亮。佛罗伦萨不过是第二个美的乡土；雅典是第一个。从古代残迹中留下来的几个雕像，《弥罗岛上的维纳斯》，巴德农神庙上的石像，罗多维齐别墅中的于农的头，给你们看到一个更高级更纯粹的种族。比较之下，你们会觉得拉斐尔人物的柔和往往近于甜俗，体格有时显得笨重；米开朗琪罗的人物的隆起的肌肉和剑拔弩张的力量，把内心的悲剧表现太明显…我们在意大利欣赏的艺术，只是爱奥尼阿的月桂移植到另一个地方所长的芽，但长得不及原来的那么高那么挺拔。色彩之于形象有如伴奏之于歌词；不但如此，有时色彩竟是歌词而形象只是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