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午门观日影事件的结果是什么,韩琦｜康熙帝对“礼仪之争”冲突的反应

1、韩琦|康熙帝对“礼仪之争”冲突的反应【前五次南巡中康熙接见西洋传教士为的是“怀柔远人”，见面时通常“天颜甚喜” ，然而最后一次南巡时则形势突变，尽管与前次南巡相隔仅一年多。从几次南巡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传教士最后失去了康熙的优待，又在教廷与清廷之间陷于两难的境地。】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对南巡的目的与意义，史家多有讨论，但很少有人注意康熙在南巡途中与传教士多有互动，而最后一次南巡又与前五次有着明显差别。这些活动很少见诸国内所藏官方文献，幸而一些当时在场的传教士把接见的经过、对话生动地记录下来，有的还刊印问世，并寄回欧洲，我们才得以一窥端倪。
台湾和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的1684年，康熙首次以巡视河工、祭拜孔子与明陵为由南巡，考察官员，了解民情，同时也借机笼络江南汉族士大夫。之后又相继南巡五次，最后一次在1707年。康熙每次南巡，凡所到之处，常常询问是否有教堂和神父，并亲自接见传教士。前五次南巡，康熙都对传教士十分友好，而最后一次则因教廷特使多罗来华，导致清廷与教廷矛盾激化，礼仪之争达到高潮。下面我们就将根据国内和欧洲所藏文献和档案，展示南巡时康熙与传教士的互动，并重点讨论最后一次南巡途中，康熙、直郡王和内务府官员在礼仪之争时对于传教士的态度。
康熙帝一生都与天主教传教士关系匪浅。1668年，杨光先（1597―1669）和耶稣会士南怀仁在午门外赌测日影，但大臣中无人通晓，年轻的康熙帝于是发奋学习西学。最初由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担任御用教师， 1688年后有徐日升、安多、张诚、白晋等人传授西学。康熙倚重传教士的一技之长，每次出巡，多请他们陪同。1682年春，南怀仁曾随康熙帝巡游东北。1696、1697年，康熙亲征噶尔旦，张诚、安多也一同随行到西北，沿途观测日月食，并测量北极高度，以决定当地的经纬度，而1700年之后每年随驾去热河避暑山庄的传教士则更多。每次出巡，传教士陪侍在侧，有的作为医生，有的作为翻译，有的作为画师，有的作为天文学家，随时备询，回答康熙帝有关历算、医药、自然和地理知识的问题。西学与传教士成为康熙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命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他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之一。
在南巡中康熙也常常接见传教士，当时的传教士和教徒有所记录，并结集成书，陆续刊刻问世。其中《熙朝定案》记载了前五次南巡的情况，而第六次南巡（1707年杭州）的记载，则见于教徒张星曜等人所写的《钦命传教约述》。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据《熙朝定案》统计，康熙皇帝在南巡途中接见传教士，如：1684年在南京接见毕嘉和汪儒望；1689年分别在济南、杭州、江宁、济宁接见柯若瑟、殷铎泽、潘国良、洪若、毕嘉和利安宁；1699年在无锡、杭州接见潘国良（当时张诚、白晋随行）；1703年在杭州接见郭天宠和习圣学；1705年在淮安、杭州接见蒙r、杨若翰、艾斯玎、隆盛、何纳笃和艾毓翰；1707年在杭州接见艾斯玎、郭中传和龚当信。其中除蒙r（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艾毓翰（多明我会会士）、何纳笃（传信部教士）等人外，多数是耶稣会士。
从记载中可以看到，有的传教士从杭州到苏州、无锡，有的从严州到淮安接驾，有的从苏州到杭州见皇帝。康熙帝则派内务府侍卫到教堂拜天主，表明对天主教的关爱和对传教士的重视。见面时康熙常常嘘寒问暖，打听他们的年纪、国籍、来华的时间、住处（天主堂），是否到过北京，是否认识某某传教士等等。传教士则一般会送上“方物”（西洋礼物），表达对皇帝的感激和敬意，康熙帝照例会收下一些礼物，作为回报，向传教士赏赐食品，赠送银两和礼物，传教士收到礼物后要照例“谢恩” 。
有意思的是，为了迎合康熙对西洋奇器的爱好，传教士进献的“方物”中有许多科学仪器，如验气管、望远镜、浑天仪、日晷、日月星钟、天文比例尺，还有照面镜、玻璃瓶、玻璃彩球、万年眼镜、西药、西洋文具、西洋秤、西纸和女鱼骨珠。康熙帝特别对天球感兴趣，并让毕嘉将验气管送到北京。在与传教士的对话当中，康熙也特别问他们是否晓得天文、医学、地理等“格物穷理”知识，表明他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
黑漆盒绘图仪器，康熙年间清宫造办处制作。上下两层，内装绘图仪器30余件，及一存放墨水的蓝色水丞。现藏故宫博物院
我们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南巡为例。二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南京，为观测天象，在一班大臣的护拥下到达北极阁观星台，大臣李光地得以随侍，并生动地记载了康熙帝在观星台观测老人星的活动。当时适逢“天主堂远西天学士”法国耶稣会士洪若、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在南京。洪若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作为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被派遣到中国，来华前即以擅长观测享誉法国， 1688年到达北京后，曾受到康熙之接见。对洪若的成就，康熙帝已有所耳闻。在南京时，毕嘉和洪若还向康熙进献“方物、测量仪器” 。有意思的是，康熙帝在到观星台观测星象之前，已经派侍卫赵昌向洪若、毕嘉打听能否在南京见到老人星，他们就此作了解答。
关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南巡，《纶音特典》有记载，现附载于后：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午刻，皇上南巡，舟抵淮安皇华亭，住泊浙江严州府天主堂西洋进士蒙r同江宁天主堂西洋进士杨若翰恭接圣驾，奉旨：着养心殿总领张常住引至御舰陛见，即顾问云：你们两个是何国人，有多少年纪，到中国有几年，曾到过京否，今住何堂。俱各一一回奏。又问蒙云：你在浙江严州来么？奏云：闻万岁南巡，臣即不胜踊跃，从严州特来接驾。皇上大悦。随持方物一十二种，进呈御览。谕云：你且将方物带回本省，朕到替你全收。四月初三日，蒙r在杭州恭迎圣驾，随至织造府行宫进呈西洋方物，养心殿总领张传旨将方物收进，御览全收，天颜甚喜，即赐银九十两。又进呈皇太子方物十二种，亦着内监收进。初九日，皇上驻跸西湖行宫。未刻，特命内大臣谕总领张传旨，次日命西洋进士严州天主堂蒙r送驾陛见。初十日，圣驾回銮，蒙r同衢州天主堂西洋进士艾毓翰、杭州天主堂西洋进士艾斯玎、萧山天主堂西洋进士何纳多、湖州天主堂西洋进士隆盛等雇一小舟，至谢村塘口跪送。皇上一见，即亲开龙舟窗子，以手招r等小舟近御舰，问各臣是何国人，五臣等俱各回奏。又问云：你们在地方俱好么？回奏云：臣等荷蒙皇上洪恩，俱好。又命御前内监将御膳烹炙熟猪一口，钦赐五臣为点心云云。臣等即叩头谢恩，即随龙舟至仪金渡，蒙皇上又问：你们往那里去？五臣等奏云：恭送圣驾，叩谢皇恩，意欲远送。皇上亲自谕曰：你们自当回去，不必远送了。臣等遵旨谢恩而回。伏念r等西陬鄙儒，恭遇皇上慰顾颁赉，诚不世之殊恩，柔远之至意也。谨将颠末敬刊方册，少志勿忘，复思无可仰报，惟日于天主台前恭祝天子万年永享真福于无疆云尔。
除《纶音特典》之外，曾追随康熙的官员对此也有记述：
（四月二十六日）皇上行在碑亭巷有天主堂，门首恭进西洋字册页履历黄折。钦奉皇恩，停车顾问良久，又御试西洋语文，天颜大悦，随命御前太监李带领，随驾入行宫。奉旨：着养心殿大人张常住照管，候旨宣用。（《圣祖五幸江南全录》）
可见康熙帝不仅到天主堂与传教士见面，之后还带他们进入行宫，下令养心殿官员张常住照管，等待时机咨询传教士。南京是重要的传教地，明末利玛窦进京前，就曾在南京停留，除上面提到的洪若、毕嘉之外，中国首位主教罗文菀苍在这里传教，与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有密切的往来。
我们看到前五次南巡中康熙接见西洋传教士为的是“怀柔远人” ，见面时通常“天颜甚喜”，接受方物，赐食赏银，一派祥和，然而最后一次南巡（1707）时则形势突变，尽管与前次南巡（1705）相隔仅一年多。为何康熙对待传教士的态度大相径庭？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1700年前后，欧洲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进入了高潮，影响波及中国。1702年，耶稣会士在中国各地广泛征集对祭祖祭孔礼仪的看法，上至皇帝、大臣，下至一般文人和教徒，以上呈教廷，为教皇裁定作参考。多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教皇克莱门十一世（1700―1721）之命出使远东，来华目的就是禁止祭孔、祭祖的礼仪。多罗1703年离开欧洲，经印度、菲律宾，于1705年4月到达澳门，之后启程北上，于当年12月4日抵京。一开始多罗隐瞒了来华的真实使命，对于皇帝的询问含糊其辞，只是说感谢康熙对传教士的“柔远重恩”，因此受到了康熙皇帝空前热情的接待。
然而多罗在公开来华禁止祭祖祭孔的使命之后，引起了康熙皇帝大怒，不再善待多罗，并任命皇长子直郡王负责与传教士交涉。1706年8月，多罗离开北京，沿运河坐船南下，准备返回欧洲。
如果说在此之前礼仪之争还只是天主教的内部事务，那么由此开始则逐渐演变为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康熙感到皇权受到了外来干涉，大为不悦，于是在1706年12月发布谕旨，要求在华传教士来京领“票” ，以获取传教与居住的资格，并开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但同时，康熙还是准备与教廷沟通，派遣了数批耶稣会士赴罗马斡旋。欧洲所藏档案记载了康熙要求传教士领票的经过和大致内容：
多罗直郡王、武英殿监看制造等项员外郎赫世亨、张常?。?养心殿看制造等项赵昌等，于本月初七日同议具题随奏，凡各省天主堂居住传教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不必禁止，不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住，往澳门驱逐，凡新旧西洋人等在各省要领票来京者，不得阻滞，但不许久住，急速催往来京，嗣后将给票不给票人等名姓开写，交与包衣大人，由伊衙门行礼部，由礼部转行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交与礼部。钦此。
嗣后西洋人来京给有票者即行贵部外，将先经领内务府印票西洋人数目一并移送等语。嗣后相应将西洋人给与印票者，凡堂居?。?不必驱逐，不给印票者，地方官不许容留，往澳门驱逐前往，有情愿领票者，彼地方毋得久留，着速来京，为此将给予印票不给予印票人等姓名开列，一并移送贵部，相应知会通行直隶各省可也。为此知会，等因到部，相应移咨直隶各省可也。
这道旨意发布之后，就陆续有一些传教士到北京领票。多罗得知这一消息时，已到达南京，对此他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措施，于1707年1月25日发布了“南京敕令”，要求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严禁中国礼仪，这一决定使康熙更加震怒，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进一步升级。从1706年12月到1707年3月，多罗在南京停留了约3个月之后回到广州，准备在那里等待法国或英国的贸易船只，返回欧洲。但是他刚到广州，就接到上谕，受命不得登船返航，要他到澳门暂住。1707年6月，多罗及其随员在官员们的护送下，再度到达澳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祝圣为枢机主教的多罗， 1710年6月死于澳门囚所。
我们再回头看康熙皇帝的最后一次南巡，行程大约是这样的：1707年2月24日，康熙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有皇太子、皇长子（多罗直郡王）、皇十三子、十五子、十六子。经东昌府，2月11日到达济宁， 3月30日到达扬州宝塔湾行宫，经句容，4月8日到南京，在南京期间，观看了军队的演武操练，还拜祭明太祖孝陵，4月13日离开南京。后经句容、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嘉兴，于四月到仁和（杭州），并驻跸西湖行宫。后经嘉兴、苏州府、丹徒、扬州（四月甲午，宝塔湾行宫）北返。
我们看到这次南巡正好在多罗发布南京敕令之后不久，因此康熙皇帝正处于对于教廷特使的极度愤怒当中，对于传教士也失去了原本的和颜悦色，在途中接见传教士都是要他们选择立场，决定去留。
水陆交通要道如临清、扬州和南京等地，传教士都早就建有教堂。康熙专门派直郡王（也就是皇长子、大王爷胤A）在这些地方就领票事召见传教士，详细询问他们有关礼仪的看法。按照朝廷的旨意，若传教士按照遵守利玛窦规矩、领票，才能在中国永久居住，否则就要驱逐到澳门或回国。
临清主要是方济各会士的驻地，北京主教伊大仁也住那里。康熙在到达临清之后，曾专门召集和会见了方济各会士，他们大多打算领票，接受询问，并表示遵照圣旨，但当时并没有马上给他们发票，大有再加考察之意。
到达淮安之时，康熙发现没有传教士来要求领票，于是向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打听其中的缘由，巴多明答曰不知情，康熙帝和直郡王于是命他到镇江打听消息。4月1日，康熙到达扬州，巴多明介绍了五位在镇江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即穆德我、安怀仁、李若瑟、瞿良士和索玛诺，其中穆德我为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4月2日，这五位传教士被介绍给直郡王，直郡王问他们是否愿意领票，是否遵循利玛窦的规矩。他们回答说，愿意领票，并遵守利玛窦规矩，但多罗让他们遵守教皇的指示。第二天，直郡王再次询问，他们并没有改变主意，这让直郡王十分生气。于是康熙发布谕旨，将他们遣送广州：
四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奉旨：西洋人波耳都噶国人穆德我、安怀仁、李若瑟、瞿良士、索诺，此五人俱着在广东天主堂居住修道，俟龙安国、博贤士来时，一并同来，给票不给票之处那时定夺，伊等的道不必传。
当时在南京集中了约二十名传教士，除了耶稣会士以外，还有曾追随多罗的意大利教士施体仁和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赫宣。传教士们都被要求就是否遵守利玛窦规矩、是否领票表态。大多数耶稣会士都表示愿意遵守，并永不回西洋。而施体仁和赫宣则表示不愿遵守利玛窦规矩，不愿领票，于是遭到直郡王的训斥：
（三月）初八日，直郡王、张常住奏：池州府西洋人赫宣、江宁府西洋人施体仁，问得施体仁是同多乐到中国的也不久，中国的字还认不得，赫宣是同薄显世到中国的，中国的书略读过些。问：“你们的教同利玛窦合不合？”他两个说：“利玛窦只是敬天主，与我们相合，别的敬孔子、拜祖先牌位，都不合。”“你们是这样的胡说，甚不合道理。当初利玛窦未到中国之先几千年，我中国道理没有一些不好，尔等若不到中国更好。日本一个小国，尔等去一个、杀一个，尔西洋把他怎么样？若你们再说甚么胡话，我都拿杀了。倘我天朝大国要杀尔等，又怕甚么？”限尔等五日内速速往广东赶上多乐说这个旨意。倘多乐又有别的胡说议论，连多乐都拿来杀了。若尔西洋为杀了多乐发兵来，我就与他打仗，尔九万里都能到中国来，难道我还不能与你们打仗么？有在中国的西洋人不传教，单自己修道也罢。尔等赶上多乐，一齐回去，若迟了，着尔等交与督抚拿锁锁了，解到广东澳门去。钦此。
这段对话非常生动，反映出当时清廷对传教士态度已十分严厉。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四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亚国人赫宣，依大里亚国人施体仁，交与江宁总督巡抚，五月内起程往澳门去，同多罗同回去。伊等若过限期，督抚即上锁送往广东澳门。”不仅如此，其他各地的传教士也同样受到朝廷的盘问，先后有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
本月（四十六年三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亚国人孟尼、董默觉，意思巴尼亚国人巴禄茂、万多默、方济国、赖鸣远、罗森铎、山若兰、艾毓翰、山若谷，此十人驱逐前往ッ湃ィ意思巴尼亚国人郭多禄在广东天主堂居住。……五月十三日奉旨：依大里亚国人劳弘纳（恩）五月内即驱逐往澳门去，以上西洋人不曾给票。
而那些表示愿意接受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则在不久领到了北京发给的票――这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继续居留传教的护身符。
在南京发生的拒绝领票事件之后，康熙先在杭州，又在回程途中的扬州接见了那些愿意领票的传教士，直郡王为此发了敕文，《钦命传教约述》这样写道：
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钦颁任模备载履历，杭州传教修士艾斯玎、宁波郭中传、绍兴龚当信，四月初四日叩觐于杭州行宫。二十六日，各省传教修士共二十二位同在扬州行宫陛见，俱蒙恩赐筵宴，并赐纱缎，钦颁任模永在中国各省行教，不必再回西洋。且谕云：“领戎后，尔等与人犹如一家人了。”其任木忝直郡王亲手授付。臣玎等伏聆圣谕，柔惠远人，尊崇天主，陶淑万民，至矣尽矣。
在北上回京途中，上述未领到票的临清州的方济各会士于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707.6.12）也接受了直郡王颁给的执照。
清廷颁给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康和子的票
康熙南巡其实是观察当时政治和权力运作的绝佳契机。我们看到在第六次南巡中，伴驾的皇长子直郡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与传教士面对面地接触，颁票与否都由他定夺。当然直郡王之所以敢如此严厉对待传教士，肯定不敢自作主张，必定得到了皇帝的默许，有着康熙的幕后支持。有清一代以康熙朝的皇位继承最为惊心动魄，但也从某个方面表明康熙的诸皇子都颇有才能，没有哪一位能占有绝对优势。康熙帝在培养教育皇子方面尽心尽力，幼年时对他们严格要求，成年后让他们各有所司，将皇子推到了重要位置，构成了皇家统治的重要一环。从南巡中放手让直郡王负责外交事务即可见一斑。
同时我们看到一般只负责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在南巡中扮演的角色也十分令人瞩目，其官员负责皇帝与传教士的沟通，俨然成为当时的涉外机构。这些官员如赫世亨、赵昌、王道化、张常住、李国屏等人，都是天子近臣，他们不仅询问不同的传教士和教徒，而且掌握多罗和传教士的一言一行，并随时上报皇帝，为康熙处理礼仪之争提供依据。
南巡当中皇帝与传教士的接触也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最后一次南巡，可说是一次涉及宗教的外交之旅。从几次南巡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传教士最后失去了康熙的优待，又在教廷与清廷之间陷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在直郡王或者说是皇帝的要求下，立约服从利玛窦规矩，永不回西洋；另一方面，教廷特使则领有教皇严命，禁止礼仪，要求他们不得遵从“利玛窦规矩” 。要么遵从中国礼仪，要么离开中国，去留都是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逐渐转入了半地下的状态，最后导致雍正皇帝的禁教。
康熙南巡对于清代政治有着重大意义，在巩固统治、加强皇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的研究显然很少触及外交这一层面。随着中国礼仪之争在康熙朝愈演愈烈，皇帝对于传教士的态度逐渐由怀柔远人、用其技艺的宽容，到了怀疑其学说并限制其传教的警惕，最终上升到了清廷与教廷的直接对立，其矛盾冲突在最后一次南巡中表现得极为充分。我们利用国内和欧洲所藏的中西档案和文献，揭示了一些南巡被人忽略的层面，希冀还原康熙时代更为丰富的历史场景。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封面图片：13世纪开始，以插图手抄本为主导的犹太艺术迎来黄金时代。图片选自Golden Haggadah（1330），现藏大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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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千门万户,午门为最,紫禁城六百年再说午门北京的秋天最美，秋天的紫禁城更美
当这个假期您来故宫的时候，当您通过检票口安检后，迅速穿过午门门洞奔向三大殿的时候，有没有停下脚步，好好看看午门
紫禁城千门万户，午门为最。
午门，是紫禁城的南大门，也是紫禁城的正门。正南在二十四方位中属午位，故名“午门” 。
午门通高35.6米，比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太和殿还要高一点呢，足见这座皇宫第一门、天下第一门的地位。
13米高的红色城台三面围合，城台上五楼耸峙，庑廊通贯。正门楼重檐庑殿顶，四坡五脊；前后出廊，建筑面积1773.3平方米。正门楼两侧及东西两翼城台南端各有一座重檐四角攒尖顶阙楼，共四座，与正门楼合称五凤楼。五凤楼与连接两翼阙楼的庑廊浑然一体、巍然错落、欲升欲飞，故又称雁翅楼。
午门正中的门楼两侧有明廊，安置钟鼓。皇帝祭祀社稷坛、天坛、先农坛出午门时，门楼上鸣钟；祭祀太庙出午门时，门楼上击鼓；宫里举行重大活动，皇帝登临太和殿时，门楼上则钟鼓齐鸣。
当站在午门前的近1万平方米的凹形广场中，仰望着城台楼宇时，仿佛面对的不是皇帝的宫殿，而是城池关隘，也因此，午门成了献俘处。
明万历皇帝四次在午门举行献俘礼，康雍乾三朝以至道光朝也曾多次在午门举行献俘礼，仅乾隆皇帝就举行过四次。
把午门建造成天下雄关的架势，最适合举行这样的仪式：彼时午门正楼设御座、张黄盖，阵容庞大的卤簿仪仗设于城台下，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分列侍立，皇帝龙袍衮服乘舆出内宫，升御座，钟鼓齐鸣，兵部将校引战俘下跪，兵部尚书奏：平定某地，战况如何，战俘几多，谨献阕下，请旨。待皇帝降旨，或交由刑部或恩赦释放，于是战俘叩首谢恩，王公百官行礼，乐声大作，好一派威仪天下的气势。
要想进入紫禁城，必要先经过午门的门洞，你去了那么多次紫禁城，真的有好好观察它吗？有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如果你通过检票口，站在午门门洞的入口处，你会发现这门洞是方形的，而穿过门洞，走向太和殿回望门洞的出口处时，门洞的形状变成了圆拱形，是不是别有洞天？天圆地方的寓意就这样不着痕迹的体现在午门的门洞设计上，外面是地，里面是天。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设计，让参观的人免不了产生些疑惑，我看见的，我正要走进去的，到底是天上人间？还是人间天上？当你穿过门洞，来到开阔空旷的太和门前的广场时，突然就有了一种天上宫阙的感觉。
午门城台下开有五座门洞。什么人走什么门，是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的。文武大臣出入走东侧门洞，皇族宗室王公走西侧门洞。凡大朝会，官员们按文东武西从两侧掖门门洞出入。中间的门洞，自然是皇帝的专用通道，但在皇帝大婚时，皇后可经过一次，还有就是殿试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从宫中出来时可以走中间门洞。想来当这三位穿过皇帝专用的门洞时，一定是趾高气昂，毕竟这一特殊荣耀，可是连亲王重臣也无缘得到的。
所以也就能理解，为何当年以藩王身份进京即位的明嘉靖皇帝，拒绝从东华门进宫，而是坚持由午门进宫，直登奉天门，以示名正言顺。
午门，不仅是皇帝们炫耀胜利功绩的地方，也是处罚那些违背圣意的地方。但我们常在古装剧中听到的“推出午门斩首”，事实上在紫禁城的历史上并无此实例。
明代，曾将午门外作为施行廷杖的场地。廷杖是皇帝处罚大臣的一种非常残忍的刑罚，既辱心志也痛皮肉，立毙杖下或杖后不日而亡者不在少数。
明永乐十九年（1421），建成不到一年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遭雷击烧毁。一些对朱棣迁都北京不满的大臣借此发声，认为这是上天的示警，要求还都南京。于是拥护迁都的大臣与要求还都的大臣吵得不可开交，恼怒之下的朱棣，竟想出了罚双方在午门外跪着辩论的损招。
正德十四年（1519）， “游龙戏凤”的明武宗朱厚照，因众多官员联名上疏阻止其出游猎艳，于是恼羞成怒，罚146位大臣白天跪午门、夜里锁牢狱，五天后又在午门外廷杖，当场杖毙11人。
不同于上面这二位，康熙皇帝将午门外变身“辩论场” 。康熙七年（1668）秋，主张使用西方历法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指出反对变更传统历法的杨光先、吴明@所造的康熙年历书中的种种谬误。第二年，年仅15岁的康熙，为解决明末以来的中西历法之争，让南怀仁与杨光先、吴明@先后在午门外广场和观象台，当着王公大臣的面各自计算、验证天象。结果，“与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 ，康熙皇帝遂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并下令采用中西合璧的新历。
颁布历书在古代是一件大事，清代每年的十月朔日（初一），要在午门举行颁布第二年历书的典礼，称为颁朔礼。举行典礼之前钦天监的官员算出第二年的朔望日，规定每日宜忌事项，制成历书称“时历书”，时宪书通过午门前举行颁朔礼颁布天下遵照实行。
颁朔之日，仪式相当隆重，《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0四记载：（钦天监）监官设黄案二于太和门正中，黄案二于午门外正中，红案八于午门外两旁。工部设龙亭一于监署（钦天监衙门）大堂正中，黄亭八于大堂两旁。又设红案八十于两廊下。监官率属朝服，恭奉进皇帝、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时宪书》，置龙亭内。王公大臣《时宪书》，置黄亭内。八旗各衙门官员《时宪书》，置两廊红案上。于龙亭前行一跪三叩礼校尉舁（yú）亭，御仗前导，乐部和声署作乐，三科官导引，堂官后随。自长安左门中门进，至午门前。监官由亭内恭奉进呈《时宪书》，安设黄案上。颁赐王公大臣《时宪书》，安设红案上。校尉撤亭置两旁。监官奉书由午门中门入，至太和门，设黄案上，堂官行三跪九叩礼，授内务府官恭奉进呈。退出。公百官齐列午门前，鸿胪寺官赞引。宣制行礼。王公以下跪领如仪。
午门建成后，永乐皇帝朱棣宣布每年正月灯节时，文武官员和京城百姓可以在午门前观赏灯火。于是，午门楼上张灯结彩，朱棣赐宴文武高官。午门外千百盏彩灯堆叠成山，高达13层，形似鳌，于是唤做鳌山灯。百姓们燃放焰火，观灯三日。除鳌山灯之外，还有音乐歌舞。午门前，数百伶官奏乐，百艺群工演出，气氛热烈，喧闹异常。到二更时，永乐帝乘坐小轿，由乾清宫出来，到午门观鳌山灯，皇后、妃嫔、太监及大臣们随后，这时笙歌高奏，伎舞翩跹，灯火通明，花炮齐放，观灯活动达到高潮。尔后，皇帝回宫，市民百姓，犹如潮水，四面八方，拥向午门，观看鳌山灯火，共度元宵佳节。
但是，好景不长，永乐十三年（1415年）因观众太多，拥挤不堪，挤到了鳌山，引发火灾，死伤众多，这项活动也不得不停办了。
端午节在午门也有活动。明朝人陆容记载：端午日，皇帝在午门外宴请百官，御赐食物粽子等糕点，还象征性地赐两杯酒。吃完粽子、喝完酒之后，品级低的官员退出，级别较高的文武大臣要陪驾去万岁山（即景山），观看武臣射柳；完事，皇帝还要陪母后到西苑（今中南海、北海），观龙船，放爆竹。嘉靖后期起，端午节的午门赐宴，就被取消了。
如今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最早出现在世人面前，是在午门城楼上。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6月国务会议决定改国子监为历史博物馆，1917年因国子监地处偏僻、屋舍狭隘，教育部提议将故宫午门楼作为京师图书馆，端门楼作为历史博物馆。后因经费不足，教育部停止京师图书馆迁移，将端门、午门一带定为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单独迁入。筹备处迁入午门后，便将午门城楼及两翼阙楼辟为陈列室，午门城台下东西庑各三间作为办公室，东西朝房作为贮藏室，端门城楼贮藏重、大器物。总计文物57375件，至1924年，藏品已达20余万件。
1920年11月，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但是，直到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开馆。
这一天，在午门城楼上开放了十个陈列室，正楼四个，东西长庑各三个。十个陈列室，“一为售品存储，二为金玉，三为刻石，四为教育博品，五为明清档案、国子监旧存文物、明器、模型，六为针灸铜人、杂器及寄陈文物，七为兵、刑器，八为发掘文物，九为模型图标，十为国际纪念品” 。
据档案记载：本馆开馆期间每日参观人数比较表（民国十五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月七日）记录，开馆四周，参观总人数达185714人；10月10日第一天，参观人数就有45020人，那时的“故宫热”，绝不亚于今日啊。
如果您到过紫禁城，不妨翻出照片再仔细回味一番，若是您还没来过，不妨下次来的时候好好看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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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熙四十七年发生了什么事?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巡视塞外返京途中，在布尔哈苏台地方，把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召集到行宫前，流泪宣布废除允i太子位。当时，皇太子允i跪在地上，康熙帝垂泪宣布他的罪状，主要内容是：专擅威权，肆恶虐众，将诸王大臣随意捶挞；穷奢极欲，衣食所用已经超过皇帝标准，仍不满足；恣取国库钱财，遣人拦截蒙古等部入贡使者，抢夺进贡皇帝的物品；对亲兄弟无情无意，对诸皇子不闻不问；结党营私，窥伺皇位，探听皇帝起居动向，企图害死皇帝。康熙帝最后谕示大臣们说：不能让这样不孝不仁之人为国君，否则，国家必被败坏，人民必遭涂炭。说毕，康熙帝痛哭倒地。在大臣们规劝下，他恢复常态，命文武官员发表意见。众王公大臣都表现出非常难过，不敢多说一句话，只是连说皇上所见，非常英明。同日，康熙帝为了打击允i的政治势力，下令将格尔芬、阿尔吉善、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等人立行正法，将杜默臣、阿进泰、苏赫陈、倪雅汉等人充发盛京（今沈阳），将允i即行拘执。十六日，康熙帝回到北京，即把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召到午门内，宣谕拘禁太子允i事情，康熙帝又亲自撰写祭文，在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还把允i转移到咸安宫幽禁。二十四日，把此事颁告全国百姓知晓。
清廷储位之争加剧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废除允i太子位后，清廷的储位之争更加激烈。皇长子允A认为康熙帝立嫡不成，必定立长，于是积极活动。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康熙帝察觉到他的野心后，立即宣布：允A秉性躁急、愚顽，不可立为皇太子。允A见自己夺储无望，便向康熙帝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皇八子允T，还利令智昏地奏请康熙帝杀掉允i 。这些使康熙帝认识到，如果允A和允T结成同党谋取帝位，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康熙帝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不久，发现允A与一个会巫术的人有来往，企图用巫术镇魔允i；允i母惠妃又向康熙帝奏称允A不孝。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命革除允A王爵，严加幽禁。皇长子允i失势以后，皇八子允T势力骤增。允T精明能干，党羽多，声势大，在朝中也有一定威望。他积极活动，谋取太子位。但是，康熙帝很快也发现允T有政治野心，特别是发现他署内务府总管事以后，到处拉拢人，博取虚名，甚至将皇帝所赐恩泽，归功于己，侵欺皇权。于是，康熙帝又以交结党羽，谋害允祁等罪名，将允T锁拿，交议政处审理，并革去贝勒爵位。在锁拿允T时，皇十四子允_保奏允T无谋害允祁之心，使康熙帝十分震怒，拔刀欲杀允_，多亏皇五子允祺及时跪抱劝止，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储位空虚，诸皇子夺储之争日加剧烈，康熙帝决定把缺位补上，以堵塞诸皇子争储之路。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复立允i为皇太子；三月，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授皇太子以册宝。
江苏、浙江等地农民开展夺粮斗争
康熙四十七年（1708），王鸿绪上奏康熙帝，谈及江、浙等地农民开展了夺粮斗争。奏疏中说：江浙去年旱灾，蒙皇上蠲田租，发仓谷，截漕米，又全蠲四十七年地丁钱粮。但是，今年因米价稍贵，穷民未免艰难；又因近年官法废弛，不轨之徒在内煽惑，遂有市井“奸民”但是率饥民吵闹官府，打抢富家，一呼而集遂致数百人，官府一时无法。近日督抚俱在浙江审事，江宁省下崇官米不得法，遂致“奸民”聚众抢夺米铺三四十家，其余江、浙各府州县此类事件也屡有发生。至于各府州县村镇“奸民”聚众，以米贵为名抄抢富家者更是不可胜数，而官府对此竟不过问，这是变乱发生的重要原因。王鸿绪在奏疏中还建议，待今年收成过后，民情安定之时，再访拿惩治各府州县带头闹事者，以警众安民，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百姓害怕国家法律的惩治，消灭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变乱。
康熙帝垂泪废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巡视塞外返京途中，在布尔哈苏台地方，把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召集到行宫前，流泪宣布废除允i太子位。当时，皇太子允i跪在地上，康熙帝垂泪宣布他的罪状，主要内容是：专擅威权，肆恶虐众，将诸王大臣随意捶挞；穷奢极欲，衣食所用已经超过皇帝标准，仍不满足；恣取国库钱财，遣人拦截蒙古等部入贡使者，抢夺进贡皇帝的物品；对亲兄弟无情无意，对诸皇子不闻不问；结党营私，窥伺皇位，探听皇帝起居动向，企图害死皇帝。康熙帝最后谕示大臣们说：不能让这样不孝不仁之人为国君，否则，国家必被败坏，人民必遭涂炭。说毕，康熙帝痛哭倒地。在大臣们规劝下，他恢复常态，命文武官员发表意见。众王公大臣都表现出非常难过，不敢多说一句话，只是连说皇上所见，非常英明。同日，康熙帝为了打击允i的政治势力，下令将格尔芬、阿尔吉善、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等人立行正法，将杜默臣、阿进泰、苏赫陈、倪雅汉等人充发盛京（今沈阳），将允i即行拘执。十六日，康熙帝回到北京，即把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召到午门内，宣谕拘禁太子允i事情，康熙帝又亲自撰写祭文，在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还把允i转移到咸安宫幽禁。二十四日，把此事颁告全国百姓知晓。
清廷储位之争加剧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废除允i太子位后，清廷的储位之争更加激烈。皇长子允A认为康熙帝立嫡不成，必定立长，于是积极活动。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康熙帝察觉到他的野心后，立即宣布：允A秉性躁急、愚顽，不可立为皇太子。允A见自己夺储无望，便向康熙帝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皇八子允T，还利令智昏地奏请康熙帝杀掉允i 。这些使康熙帝认识到，如果允A和允T结成同党谋取帝位，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康熙帝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不久，发现允A与一个会巫术的人有来往，企图用巫术镇魔允i；允i母惠妃又向康熙帝奏称允A不孝。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命革除允A王爵，严加幽禁。皇长子允i失势以后，皇八子允T势力骤增。允T精明能干，党羽多，声势大，在朝中也有一定威望。他积极活动，谋取太子位。但是，康熙帝很快也发现允T有政治野心，特别是发现他署内务府总管事以后，到处拉拢人，博取虚名，甚至将皇帝所赐恩泽，归功于己，侵欺皇权。于是，康熙帝又以交结党羽，谋害允祁等罪名，将允T锁拿，交议政处审理，并革去贝勒爵位。在锁拿允T时，皇十四子允_保奏允T无谋害允祁之心，使康熙帝十分震怒，拔刀欲杀允_，多亏皇五子允祺及时跪抱劝止，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储位空虚，诸皇子夺储之争日加剧烈，康熙帝决定把缺位补上，以堵塞诸皇子争储之路。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复立允i为皇太子；三月，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授皇太子以册宝。
我知道的就是一废太子……..
详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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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元1708年是什么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康熙帝为了打击皇太子集团的势力，下令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胤i左右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等人"立行正法" 。
就在同一天，皇十八子胤m死。这对康熙帝来说，真是祸不单行，感情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康熙帝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废斥皇太子。但废斥之后，又很难过，愤恨、失望、惋惜、怜爱，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一连六日"未尝安寝"，对诸臣谈起此事，"涕泣不已"（《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
九月十六日，康熙帝回到北京。命在皇帝养马的上驷院旁设毡?。?给胤i居住。又命皇四子胤G与皇长子胤A共同看守。当天，康熙帝召集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官员等于午门内，宣谕拘执皇太子胤i之事。康熙帝亲撰告祭文，于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将废皇太子幽禁咸安宫，二十四日，颁诏天下。
皇太子从康十四年（1675年）初立，至康四十七年（1708年）初废，长达33年之久。这时康熙帝55岁，皇太子35岁。为了培养皇太子，康熙帝可谓费尽苦心。废皇太子一事使康熙帝悲愤叠加，格外痛心，心力交瘁。此时，康熙帝已经进入老年，而接班人却变得渺茫。他哀求皇子们说：在同一时间里发生皇十八子死和废皇太子两件事，心伤不已，你们仰体朕心不要再生事了。然而康熙帝的儿子太多，他在位时间又长， "夜长梦多"，皇子们早已形成了几个利益攸关的政治集团。他们之间的争斗，不是争夺房子、银子、珠宝和土地，而是皇位。巨大的诱惑，使这种争夺由表及里，由隐到显，由缓到急，由温到烈，势不能止。康熙帝废掉皇太子的举动不仅没有制止这种争夺，反而让一些皇子仿佛看到了希望，因而储位之争更为激烈。
三、太子二立与太子二废
胤i被废，皇太子位空缺，诸皇子立即为争夺储位而积极活动。
皇长子胤A他的有利条件是：一则居长，二则原大学士明珠是其舅父，三则得到皇父的宠爱。为了争夺储位，他可谓煞费苦心：
第一，争取立长。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康熙帝立嫡不成，势必立长。
但康熙帝对他的野心已有所察觉。康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初四日，宣布拘执胤i同时，即明确宣谕："朕前命直郡王允A善护朕躬，并无欲立允A为皇太子之意。允A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
第二，请杀允i 。胤A利令智昏，竟奏请杀掉胤i，说："今欲诛允i，不必出自皇父之手。"康熙帝听了，非常惊异，意识到胤A与胤T结党谋储位，竟欲杀害胤i，若是得逞，后果严重。康熙帝一再批评胤A ，指出其杀弟之念：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天理国法，皆所不容
1698年 ?彼得一世开始改革
1700～1721年 ?俄国与瑞典进行北方战争
1701年 ?普鲁士王国成立
1701～1713年 ?普鲁士王国国王腓特烈一世在位
1701～1714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02年 ?门的内哥罗晚祷屠杀伊斯兰教徒事件
1702～1705年 ?法国胡格诺派新教徒卡米撒起义
1703年 ?英葡签订梅休因条约
1703（可能）～约1762年 ?日本反封建思想家安藤昌益在世
1706～1790年 ?美国政治家B.富兰克林在世
1707～1708年 ?俄国布拉文起义
1707～1828年 ?老挝万象国
1707～1885年 ?老挝琅勃拉邦国
1709年 ?俄国与瑞典进行波尔塔瓦战役
1710～1711年 ?俄土战争
1711～1776年 ?英国哲学家、政治家D.休谟在世
1712～1778年 ?法国启蒙学者J.-J.卢梭在世
1713年 ?奥地利颁布《国本诏书》
1713～1715年 ?乌得勒支条约签订
1713～1784年 ?法国启蒙学者D.狄德罗在世
1714～1901年 ?英国汉诺威王朝
1716～1718年 ?第二次奥土战争
1716～1745年 ?日本享保改革
1717年 ?俄法普三国订立阿姆斯特丹条约
1709年俄、瑞（典）波尔塔瓦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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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在很多野史专家说康熙大帝不是千古一帝也不是明君这是真的吗?【康熙帝午门观日影事件的结果是什么,韩琦｜康熙帝对“礼仪之争”冲突的反应】野史就不要问真假啦~个人觉得，历代皇帝里，能干方面康熙绝对排在前面，不过清朝排汉闭关锁国还是造成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其实，真正的康熙大帝是与唐太宗李世民齐名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他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康熙帝八岁即位，清除鳌拜集团，南部裁撤三藩，北部平定噶尔丹，征服蒙古，满蒙联盟；东北抵御沙俄入侵签，签定和约；统一台湾，稳定江南；安定西藏、西南；等等。康熙大帝开疆扩土，奠定了中国版图，使清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康熙大帝体恤民情，在位期间为百姓造福无数，曾多次亲自参与治理黄河、运河，蠲免钱粮，惩治腐败，提倡节俭，重视士子，使百姓安居乐业，百业兴旺，天下太平，犯罪记录很少。最好的时期，每年勾决的犯人仅10余人。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占世界51％，是全世界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康熙帝开创了一个盛世，一个新时代。康熙帝是政治家，军事家。他懂数学，几何，天文，地理，水利。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帝王。最博学的帝王：康熙皇帝历朝历代皇帝中，最博学的帝王当属清朝康熙皇帝玄烨。“国学网”上刊登了康熙如何博学这方面的史实。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皇后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 。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 ，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康熙帝重视史籍，下令编纂《清文鉴》(满文字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开一代整理与雕印文化典籍之风。他还有《御制文集》（三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传世，留下1147首诗词。康熙皇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康熙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得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张诚等6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 30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天颜喜悦”，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白晋等人入宫后，与康熙相处很融洽，工作也很顺利。他们对康熙热衷科学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曾把他们的见闻写在给路易十四（1643～1715年）的报告中。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如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对从法国带来的科技仪器，白晋说康熙“最喜欢的是用于观察天体的双筒望远镜、两座挂钟、水平仪，这种仪器精确度很高，他让把这些仪器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 。他“把着直尺和圆规爱不释手” 。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耀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如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10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作，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为康熙学习几何学所制作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6至20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假数尺、两脚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仿照西洋绘图仪器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仪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共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白晋、张诚之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最大的成绩，莫过于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和促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康熙组织的这次地理大测绘，对世界地理学的贡献不容低估。法国科学家们也因此而有机会到中国各地考查，在其他方面的收获也相当大。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杜德美参加了赴东北的勘测队。他在长白山见到采参的情况后，把参的性能、产地、采集、保存等等，写成文字、绘出图样寄回法国发表。没想到4年后，另一位法国科学家参照杜德美有关人参的文章，在加拿大与长白山纬度相近的魁北克一带，也发现了相似的参。它产于西洋，就有了“西洋参”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