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王安石一起讨论过诗词吗王安石与苏轼( 六 ) 苏轼和王安石一起讨论过诗词

北宋也是一个文人相争、积不相能的朝代。
仁宗时的范（仲淹）吕（夷简）之争、英宗时的濮议（韩琦、欧阳修对吕诲、范纯仁）之争，起起伏伏长达几十年之久，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革）新（守）旧之争，更是影响北宋后期几朝皇帝的大政方针。
可与别的朝代大不一样也让人大为感叹的是，北宋一代相争的文人，后世大都认定他们为人中君子，所争皆为政见，不涉私德，不关私谊，有的相争之后交情还非同一般。
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就是如此。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
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
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
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本来，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国势，厉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是人心所向的，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
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梁启超语）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
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罢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
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了。
后哲朱熹评道：“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后封荆国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
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
”这是十分允当中肯的。
试拿“改科举”一项稍作分析，就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分歧。
变法伊始，为选拔有胆有识的新人，王安石力持改革科举，举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对已实行四百余年的选官制度忽然作此大幅度的改变，无疑会引起士人的震动，神宗皇帝也顾虑重重。
苏轼是个遇事不合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人，立马上书反对这项政令。
神宗阅罢心动，当即召见了他，苏轼借机直谏道：“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
这番话神宗虽然听起来有些震惊，但还是表示愿意考虑苏轼的建议。
只是由于王安石的坚持，“改科举”最终还是被强令颁行了。
可结果如何呢？王安石晚年反思道，这项法令“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
”看来他也认识到政策的偏颇了。
众所周知，熙宁年间文人之争的结局是双方落得个两败俱伤：苏轼无法容身朝中，只好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更使他身陷囹圄，命悬一线；而王安石则遭到新、旧两派人物的内外夹击，两起两落，最后辞官归隐，退居金陵，潜心学问，纵情山水去了。
人品的高下显现于危难之时，尤显于昔日对手的落井之时。
“乌台诗案”发生时，新派人物寻章摘句，罗织罪名，恨不能立马置苏轼于死地，而苏轼在严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状。
此情此景，别说当朝的衮衮诸公，就连苏轼的亲朋故旧也噤若寒蝉，无人置喙。
可就在这时候，王氏两兄弟站了出来，仗义执言了。
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
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
”归老林泉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神情俨然一凛凛侠士！至此，政敌的恨意已全然消磨，心中升起的只是文人相惜的宽谅和仁爱！苏轼活下来了，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使用。
五年后，当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特地绕道金陵看望了王安石。
这时的王安石衰老多病，爱子新丧，伤愁交集。
昔日贵为宰相时，清高的苏轼很少登门，加之政见不同，更难以晤谈，今朝愁苦之时，两人竟相见言欢，把酒唱和了！王安石从心底里感激苏轼的宽大。
他邀请苏轼迁住金陵，以作邻居。
虽然尚未看破红尘的苏轼婉拒了王安石的美意，但两位诗坛巨匠间的吟颂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触摸的暖暖温情。

苏轼和王安石一起讨论过诗词吗 王安石与苏轼(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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