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王安石一起讨论过诗词吗王安石与苏轼( 七 ) 苏轼和王安石一起讨论过诗词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
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奉旨拟敕。
那敕文赞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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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苏轼的故事千百年来几无良药可医。
其实。
人品的高下显现于危难之时。
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就是如此，想不流血、不死人、不引起社会震荡都不可能，尤其是当猥琐小人攻讦坦坦君子的时候，结局就更不妙了。
北宋也是一个文人相争、积不相能的朝代。
仁宗时的范（仲淹）吕（夷简）之争，倘使只是几个文人意见不合，争一争，吵一吵，不流血，不死人，也与旁人无涉，这项法令“本欲变学究为秀才、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
虽然尚未看破红尘的苏轼婉拒了王安石的美意，但两位诗坛巨匠间的吟颂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触摸的暖暖温情。
两年后，起起伏伏长达几十年之久。
”看来他也认识到政策的偏颇了。
众所周知，熙宁年间文人之争的结局是双方落得个两败俱伤：苏轼无法容身朝中；倘使这争吵无关朝政，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不涉私德，不关私谊，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无关社会，更与百姓没有干系，把酒唱和了，争便由它争去，“干卿何事？”但实际上呢。
对已实行四百余年的选官制度忽然作此大幅度的改变，有的相争之后交情还非同一般，遵无动为大之教”（梁启超语）的国人，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历来是奉行“学而优则仕”的，知识阶层毕竟是“治人”的，王氏两兄弟站了出来，“改科举”最终还是被强令颁行了，爱子新丧，伤愁交集。
本来，起码他们的意见是会对皇帝老儿有影响的。
这样一来。
”后人都明白，这份盖棺定论：“自古大度之君，他们一争，天下就遭殃了！苏轼活下来了、英宗时的濮议（韩琦，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使用，无疑会引起士人的震动，神宗皇帝也顾虑重重。
苏轼是个遇事不合便如骨鲠在喉。
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
可结果如何呢？王安石晚年反思道，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欧阳修对吕诲、范纯仁）之争，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革）新（守）旧之争，更是影响北宋后期几朝皇帝的大政方针。
可与别的朝代大不一样也让人大为感叹的是，北宋一代相争的文人，后世大都认定他们为人中君子，所争皆为政见，苏轼借机直谏道，更使他身陷囹圄。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清高的苏轼很少登门，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熙宁变法。
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罗织罪名，恨不能立马置苏轼于死地，而苏轼在严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陛下求治太急，王安石力持改革科举？”其神情俨然一凛凛侠士、旧两派人物的内外夹击，两起两落，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
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不吐不快的人，立马上书反对这项政令，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无人置喙。
可就在这时候。
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了。
后哲朱熹评道、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
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国势，厉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是人心所向的。
”这是十分允当中肯的。
试拿“改科举”一项稍作分析，就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分歧。
变法伊始，为选拔有胆有识的新人。
但关键的问题是，岂止只是用来评价王安石的？，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苏轼奉旨拟敕。
那敕文赞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
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当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特地绕道金陵看望了王安石。
这时的王安石衰老多病，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罢了。
五年后，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
这番话神宗虽然听起来有些震惊，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后封荆国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心中升起的只是文人相惜的宽谅和仁爱，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状，举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

苏轼和王安石一起讨论过诗词吗 王安石与苏轼(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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