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成 ， 以罗帕书之 。
”可见“旧谱零落” ， 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 ， 便是凤毛麟角 。
“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 ， 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 。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 ， 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 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 。
”北宋词人 ， 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 ， 填词当筵演唱 。
北宋词人作词 ， 是随意性的应酬 ， 是业余的娱乐消遣 ， 是逢场作戏 ， 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 ， 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 。
南宋词作 ， 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 ， 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 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
另一方面 ， 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 ， 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 ， 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
南宋词作 ， 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 ， 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 ， 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
南宋词人作词 ， 是高雅的艺术活动 ， 是精心的组织安排 ， 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 。
所以 ， 《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 ， 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
” 其次 ， 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 ， 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 ， 往往就眼前景色 ， 抒写内心情感 ， 自然而发 ， 生动感人 。
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 ， 巧妙安排 ， 精彩丰富 ， 门径俨然 ， 句法章法可圈可点 ， 警策动人 。
周济说：“北宋主乐章 ， 故情景但取当前 ， 无穷高极深之趣 。
南宋则文人弄笔 ， 彼此争名 ， 故变化益多 ， 取材益富 。
然南宋有门迳 ， 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 。
北宋无门迳 ， 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
”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 ， 故珠圆玉润 ， 四照玲珑 。
至稼轩、白石 ， 一变而为即事叙景 ， 使深者反浅 ， 曲者反直 。
”两者各有春秋 。
北宋词即见性情 ， 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 ， 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
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 ， 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 ， 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 。
《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 ， 时见古意 。
至南宋则变态极焉 。
变态既极 ， 则能事已毕 。
遂令后之为词者 ， 不得不刻意求奇 ， 以至每况愈下 ， 盖有由也 。
亦犹诗至杜陵 ， 后来无能为继 。
而天地之奥 ， 发泄既尽 ， 古意亦从此渐微矣 。
”这种“古意” ， 恐怕就是率情 ， 就是“自然感发” 。
再次 ， 北宋词率情而作 ， 浑厚圆润 ， 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 ， 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 ， 意内言外 ， 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 ， 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 。
周济说：“北宋词 ， 下者在南宋下 ， 以其不能空 ， 且不知寄托也 。
高者在南宋上 ， 以其能实 ， 且能无寄托也 。
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 ， 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
”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 ， 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 。
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 ， 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 。
因为古人咏物 ， “在借物以寓性情 ， 凡身世之感 ， 君国之忧 ， 隐然蕴于其内 ， 斯寄托遥深 ， 非沾沾焉咏一物矣 。
”（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 ， 即小小咏物 ， 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
唐、五代、北宋人词 ， 不甚咏物 ， 南渡诸公有之 ， 皆有寄托 。
白石、石湖咏梅 ， 暗指南北议和事 。
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 ， 《乐府补遗》中 ， 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 ， 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 ， 非区区赋物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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