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资料谈谈你是怎样看待傅雷之死的( 三 ) _他的

1943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8），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9），知道他息影孤岛（10），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11）。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12）。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13）。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14）。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15）” 。但纪德的法文译本（16），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 。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 。他说“对” 。我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
傅雷有一本《国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方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时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会举出一句法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他这个办法，我也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1958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17），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不过，有一段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1961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 ，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中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18），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19）。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1966年八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20）。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 。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九月十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