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义的朝鲜的事大主义( 二 )


在清朝时期,朝鲜王朝仍然奉行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但相比明朝已有所变化 。1627年 , 清朝的前身后金入侵朝鲜 , 史称“丁卯胡乱”,朝鲜与后金确立了“兄弟之邦”的关系 。1636年,皇太极率领清军直捣汉城 , 征服朝鲜,史称“丙子胡乱” 。朝鲜国王仁祖被迫投降满清,向清朝称臣,其“事大”的对象由明朝变成清朝 。在1637年春朝鲜与清朝签订的确立两国宗藩关系的“三田渡盟约”中,明确规定:“其圣节、正朝、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其所进表、笺程式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或尔陪臣谒见及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朝旧例 。” 也就是说 , 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完全继承明朝 , 特别是1644年清军入关、逐渐统一全国以后 , 中朝关系恢复了明代的正轨 。不过,正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说:“朝鲜对明朝真诚地奉行着事大主义,而对清朝只是采取事大的形式” 。朝鲜对明朝“事大”不仅仅是由于明朝是大国,更是出于内心对明朝的仰慕与认同 。朝鲜对清朝则不然,完全是屈从于清朝强大的力量,内心则鄙视和仇恨满清,甚至在朝鲜孝宗即位后掀起了“北伐论”,而“尊周思明”的思想也弥漫着整个清代朝鲜社会 。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思想的“华夷之辨”、朝鲜自居“小中华”而将满清视为蛮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不能摆脱旧的主人(明朝)的阴影而对其异常怀念 , 对于新的主人(清朝)则一时无法适应,这在本质上也是事大主义 。随着时间的流逝,朝鲜对清朝的仇恨逐渐减少 , 甚至在18世纪后期发展出“北学”(即学习清朝)思潮 , 到19世纪以后已经心甘情愿地做清朝属国 , 在继续尊崇明朝的同时内心承认清朝为宗主国 , 接受清朝保护 。进入近代以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相继叩关之时,朝鲜即以事大主义标榜,恪守“藩臣无外交”,拒绝与之通商 。19世纪后期朝鲜政府中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也被称为“事大党” 。尽管明清两代的状况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朝鲜王朝在这五百年间一直坚定奉行事大主义 , 朝鲜人也将小国依附大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 。丙子胡乱后 , 朝鲜致清太宗的降表开头就表白:“小邦以海外弱国 , 与中土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 。” 朝鲜英祖年间,朝鲜一度谣传西鞑(准噶尔)将攻入,但朝鲜大臣却晏然自如,表示:“我国弱国也 。蒙古来,则待之如清人;西鞑虽来,亦如之而已 。” 可见朝鲜的事大主义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 。然而朝鲜自19世纪后期逐渐打开国门、开拓眼界之后,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主权观念的冲击 , 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怀疑、批判和摒弃事大主义,并试图摆脱宗主国清朝的控制,寻求独立自主,这些人主要以朝鲜上层的“开化党”为主 。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明确称朝鲜是清朝属国乃“万无之耻”  , 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则对事大主义更加系统地批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