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义的朝鲜的事大主义 _朝鲜「问人人知识网」

文章插图
朝鲜半岛臣服中原王朝已有数千年历史，而统一的新罗、高丽和朝鲜三朝亦曾对中国唐、宋、辽、金、元、明、清诸朝“事大” 。不过，新罗、高丽都曾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而且有学者指出统一新罗虽然加入了以唐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的影响并不彻底；高丽王朝甚至还曾采取“天子”、“皇城”等称谓，持有多元的世界观。因此，真正坚持奉行“事大主义”的只有1392年到1894年的朝鲜王朝。与“事大”相应的是中原王朝的“字小”（爱护小国），朝鲜“事大”愈是恭顺，中原王朝的“字小”也愈是热情，因而朝鲜亦是中国明朝和清朝最典型、最亲密的属国，在《明史·外国传》和《清史稿·属国传》中名列第一。《明史》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 ，所以朝鲜王朝也是东亚宗藩体制中最恪守“事大主义”的国家。因而“事大主义”无疑最适用于1392年到1895年的朝鲜。
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外交政策是“事大交邻” ，所谓“事大” ，即是指侍奉中原王朝；“交邻”则是指与日本等邻国的往来。因此“北不失礼，南不失信” 成为朝鲜王朝的祖训，而“事大”则成为朝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众所周知，朝鲜王朝是以威化岛回军为契机而建国的， 1388年，高丽王朝策划北伐明朝，大将李成桂坚决反对，指出出兵北伐有“四不可”，其中第一个就是“以小逆大” 。但高丽还是执意北伐，李成桂率军行进至鸭绿江威化岛时果断回师，其理由便是“以小事大，保国之道”，而北伐明朝之举违背事大主义， “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 。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后就夺取了高丽的政权，并在1392年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并立刻遣使通报明朝，称臣于明朝，由明太祖朱元璋下赐“朝鲜”国号。可以说，朝鲜王朝本身就是在事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朝鲜太祖李成桂也将事大主义奉为基本国策，几乎与朝鲜王朝相始相终。在明朝时期，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事大主义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政治上向明朝称臣，奉大明正朔，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谢恩使、进贺使、冬至使、圣节使、陈奏使（或奏闻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统称为“事大使行” 。《大明会典》载：“李成桂代王氏，请更其国号，诏更号朝鲜，永乐初赐印诰。自后每岁圣节、正旦（嘉靖十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 。与之相应的，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中国朝廷册封才为合法，并且其死后必须由中国朝廷主持祭祀，并赐予谥号，因此作为宗主国明朝亦派遣册封使、吊祭使等使节。在中国敕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时，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前往西郊迎恩门，举行盛大的“迎敕”仪式。可见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备周到的。第二，朝鲜王朝盛行“慕华”思想，一切事物模仿明朝，并以中国的儒家性理学统一思想，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这种“慕华”思想，既是事大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1444年朝鲜世宗创制谚文（训民正音），大臣崔万理等便上疏反对道：“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 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主义。在这种事大慕华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将宗主国中国奉为“天朝”、“中华”，而自诩为“小中华”（参见词条小中华思想）。第三，朝鲜依附明朝，获得明朝保护，确保国家安全。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1要求朝鲜借道，以便日军“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鲜的严正拒绝。丰臣秀吉遂于1592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史称“壬辰倭乱” 。朝鲜不敌日本，国王宣祖直奔中朝边境的义州，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明神宗遂派大军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终于驱逐全部日军。朝鲜通过明朝庇佑得以复国，亦将此视为“再造之恩”，事大主义更加强化。总而言之，朝鲜王朝诚心事奉明王朝，政治上朝鲜依从儒家礼仪制度，外交政策则采取朝贡方式，思想文化上归依中华文化，并接受明朝保护，这就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