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别人，劝别人别自以为是的诗词( 二 ) 自以为是的诗词「问人人知识网」

既然不能在一般思想倾向上找到突破，那结合该文创作的年代背景以寻找线索，则又辟出另一条探索蹊径。
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了《中和胜相院记》创作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是应惟简大师所请而记之。
当时正处于其父苏洵去世（1066年）到服丧期满（1068年）之间，苏轼虽暂时居丧在家，但之前仕途顺利，并没有像后来多遭贬斥的现实那样，有更多的切身感受和充裕时间来思考佛学的博大精深；至于结合自己亲身经历来切身体会解脱之道，更是后话。
要苏轼在从小耳濡目染的儒家通往济世立功的有为之路上，既看到佛光普照下空色如一的般若佳境，又要乘着道家凭虚御风的鲲鹏而作逍遥之游，可谓难上加难。
不独当时，即便来到了早已经历过几落几起的元祐五年（1090），深通佛法、业已悟及功名外物皆为虚幻的苏轼，在出任杭州知州时，还是在《乞子珪师号状》中建议朝廷赐予有功于钱塘六井疏浚工程的子珪和尚尊贵的师号，以彰其功。
当苏轼为官一任时，压倒其精神世界的仍是济世建功的儒者情怀，之前佛家的四大皆空在此之下便显得不合时宜了。
故而，尚处于仕宦事业上升阶段的苏轼对佛学的初步涉猎，还不足以让他像维护儒学正道那样对之誓死捍卫。
苏轼签判凤翔其间，“王彭（大年）为监军。
与彭游甚密，彭为言佛法” 。
苏轼自己在《王大年哀词》中也回忆说：“每为出一篇，辄拊掌欢然终日。
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 。
苏轼早在之前就已接触佛学典籍，并坦率地以“喜”字系之；加之向他“言佛法”之人是与之亲密无间的王彭，可见苏轼从一开始对佛学及其爱好者都充满了好感。
另外，从《中和胜相院记》开头所引述的成佛经过来看，他不但熟知佛经阐述的苦难解脱之道，还交结惟度、惟简等僧侣多时。
在这种情况下，居丧其间的苏轼对佛家经典绝非一知半解，相反早已对此饱有浸淫。
通观全文，绝大部分的篇幅，是对“弃家毁服坏毛发”的佛教招人入教的合理性，以及自己不学无术反靠装神弄鬼欺世盗名的部分教徒的讥讽，至于佛学所被斥“荒唐之说”的池鱼之殃，则更像是一笔带过的意外。
所以，《中和胜相院记》并不像作者笔下激烈的言辞那般对佛教、佛子和佛学没有区别地大加挞伐。
他的笔伐口诛，主要是对干扰正常农耕赋役生活的佛教活动、滥竽充数的僧侣宗教文化素养的担忧，以致言语锋芒过处，兼及佛学。
实际上并非刻意针对之。
记文末尾所述在胜相院中的见闻似与主旨无干，而试结合其中隐...
关于富家小姐和穷小子的爱情故事的诗词？？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长卿，是西汉大辞赋家。
他与卓文君私奔的故事，长期以来脍炙人口，传为佳话。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他人京师、梁国宦游归蜀，应好友临邛（今四川邛崃）令王吉之邀，前往作客。
当地头号富翁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才貌双全，精通音乐，青年寡居。
一次，卓王孙举行数百人的盛大宴会，王吉与相如均以贵宾身分应邀参加。
席间，王吉介绍相如精通琴艺，请他弹奏，相如就当众弹了两首琴曲，意欲以此挑动文君。
“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
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婢女）通殷勤。
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 这两首诗，据说就是相如弹琴歌唱的《凤求皇》歌辞。
因《史记》未载此辞，到陈朝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见收录，并加序说明，唐《艺文类聚》、宋《乐府诗集》等书亦收载，故近人或疑乃两汉琴工假托司马相如所作。
琴歌一类作品，假托的现象确实很多，但又难以找到确切根据来证明。
这方面的问题，只好存疑。
年代：汉作者：司马相如作品：琴歌二首内容：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作品注释注释：第一首表达相如对文君的无限倾慕和热烈追求。
相如自喻为凤，比文君为皇（凰），在本诗的特定背景中有多重含义。
其一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雄曰凤，雌曰凰。
古人称麟、凤、龟、龙为天地间“四灵”，（《礼记?礼运》）凤凰则为鸟中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