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后感100字( 三 )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后感

“一个无法证伪的概念是没有价值的”（似乎是自然学科里面的概念），因为他无法给出任何的参考坐标。而随着人们日益的意识到，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官僚政治”还鲜活的存在着，更让这种判断失去力度。
4. 实际上，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闪光点。唐朝以前的豪门、门第政治，和官僚政治之间有何差异？如果细分起来，是否唐朝以后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官僚政治”？
钱穆先生的书中很多部分是关于皇权和政府权利的划分，是可以作为王亚南先生讨论的补充的。即使在现代，研究官僚政治的程度，也许是讨论政府、法院、议会三方权力的划分，也许是讨论人大、政协、党和政府四周之间的权力划分，总之是明确一个讨论的范围。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后感(五)：官僚政治视角下关于秦、隋之比较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后感100字】秦、隋皆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关于这两个王朝的异同点，也不乏有许多结论，例如郡县制、科举制这样宝贵的政治遗产，以及长城、大运河这种“利在千秋”的伟业，而最明显的则莫过于对分裂局面的终结。不同于以上论断，本文旨在从官僚制度嬗变的角度，对秦、隋之异同点进行探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将六国旧贵族中地位较高的那部分迁至咸阳居住，这条措施与对他们的政权的灭亡一道，大大地侵损了六国旧贵族的利益；而文帝、炀帝在位期间推行的科举制与大索貌阅、输籍定样，则分别削弱了传统士族在仕进与经济方面的特权。这样看来，秦代有许多心怀不满的旧贵族，隋代亦有不少满腹牢骚的士族，虽然他们损失的利益并不相同，然而无论是旧贵族还是传统士族，都是在之前的时代，占重要地位的群体。这些群体，为便于表述，我们暂称为“旧势力” 。这些“旧势力”，在推翻其统治者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旧贵族纷纷群起响应，给予了秦王朝沉重的打击；隋末亦出现了杨玄感、李渊等出身于士族的起事者，后者更是取代了隋王朝的统治。如今我们虽有“秦末农民起义”与“隋末农民起义”这样的说法，但我们不能忽视那些农民起义军中，所隐藏的“政治投机者” 。这样，我们得出了一个相同点：秦、隋灭亡的过程中，都存在推波助澜的“旧势力”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移向秦、隋之后的汉、唐时，我们会发现一个区别：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出身于关陇集团，而汉王朝的建立者并非旧贵族而是被称为“布衣天子”的刘邦。换言之，唐王朝由“旧势力”建立而汉王朝却并不是。这一现象之出现，是因为秦汉之际，旧贵族彻底失去了其所依靠的经济基础，其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亦摇摇欲坠，陈胜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是很好的体现；而反观隋代，传统士族则仍有着比较强大的实力，否则终唐一代，也不会有那么多类似《氏族志》的用于打击传统士族的文献了。这样，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同点：隋之后的唐是由“旧势力”建立的，而秦之后的汉却并非如此。前文中借用了“旧势力”一词，下面再引入与之相对应的“新势力” 。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新势力”并不是唯一的，且往往会与“旧势力”相互转换。秦汉时的“新势力”是与血缘贵族相对应的封建官僚，隋唐时期的则是与士族地主相对应的庶族地主，至于这些名词之间的联系，我在此先不做赘述。当我们比较秦隋、汉唐对于新旧势力的态度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采取扶持新势力、打击旧势力的措施，不同的是前者较为激进而后者则较为缓和，并渐进地对新势力予以扶植。汉代的“任子”与“訾选”制度的实行为官员与富商子弟入仕提供了一定的特权，武帝时始行的征辟、察举、公车上书与五经博士等选官方式则为平民提供了更广的仕进渠道；唐代在科举制之外，保留了按身份划分入学资格的“六学”，官员之子弟此时在仕进方面，仍拥有着一定特权。而秦、隋两朝在对待“旧势力”的问题上则并未采取这样循续渐进的手段。相比之下，秦、隋两朝在对待新旧势力方面有一处相同点，即采取了相对激进的方法，这也是第二个相同点。新旧势力实力的消长，体现在两种势力对于仕进渠道的争夺，同时反映了官僚政治的确立与发展。秦汉、隋唐都是我国官僚政治发展的重要节点，前者使得官僚制度最终确立，后者将官僚之来源进一步扩大并开创了之后千余年的选官制度。只是秦、隋在官僚政治方面采取了相对激进的措施，以致许多“旧势力”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倒向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进一步削弱了统治者的实力，也难怪这两个王朝在起义的打击下，如此迅速地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