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啥时候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_攘外必先安内是谁说的

提起蒋介石，大家几乎都知道他在抗战时期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且学界几乎公认这句话是蒋介石用来“围剿”红军而任凭日军入侵的罪证。
那么，蒋介石是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又是跟谁学的这一套呢？
88年前的今天（1931年7月23日），面对日本关东军觊觎东北全境和工农红军迅速发展到30万人、十几块根据地的局面，蒋介石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且在“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后，不是先行抗日，而是正式以“攘外必先安内”为所谓的“国策”，成为国民政府无法洗刷的耻辱，而且也埋下了日后“西安事变”的引线。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祖师爷”又是谁呢？
（宋朝开国功臣赵普）
其实，“攘外必先安内”之说并不是蒋介石的发明，而最早提出者是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称的宋朝名相赵普。
当年，宋太宗继承宋太祖的皇位之后，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有着不太乐观的判断。他认为国内社会矛盾重重，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亦时刻有问鼎中原的野心，然而自己手中兵力又非常有限，究竟是“对外”还是“对内”，这成了困扰宋太宗的一个难题。
赵普针对宋太宗的这种疑虑递交了一份奏折，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大概意思是说，现在中原地区已经平定，周围少数民族政权也都臣服于我们，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怎么想办法对付他们，而是怎样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
这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最早版本。
（宋太宗赵光义）
赵普的这封奏折其实与宋太祖临终前的遗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宋太祖临终前，曾亲口向宋太宗表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宋代两朝统治者都忽视了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走向强大的可能，而是一味将希望寄托在“安内”这一空中楼阁上，到了宋太宗统治晚期，国家愈发步履维艰。
那么蒋介石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当时蒋介石确实面临“内忧外患”，除了担心工农红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外，其国民党内部也矛盾丛生、纷争不断、内讧激烈。如1931年，蒋胡矛盾引发宁粤对立，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双方几乎兵戎相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虽然表示要和解，但当年12月，国民党“四大”仍分别在上海、南京、广州各自召开。蒋介石也在内外冲击下于12月15日二次下野，足见内部之混乱不堪。中原大战后，大军阀不存在了，但各地如两广、西南诸省、山东、山西等地实力派军阀依然把持一方，国民政府政令不畅，影响十分有限。而对内忧外患两重威胁，对于刚刚诞生的国民党政权，显然外要攘，内也要安。但是孰先孰后呢？
听听蒋介石在1932年6月9日在“五省剿匪会议”上说的这段话：“大家都要明白，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与明末的情形一样，……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零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又要对外御外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
1932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修明内政与整饬吏治》演说中有一次强调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攘外定要先安内” 。1934年7月，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所作的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演中，蒋介石再次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唯一前提和必要的准备工作，现在御侮救国、复兴民族惟一要道，就是先求国内的和平、安定、统一、集中。”国民政府的“第一责任”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责任”是“抗日来攘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基于这样的认识，蒋介石提出、推行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政策。
其实，“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也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缺乏信心，惧怕对日作战的一种表现。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蒋介石是很清楚的，但他又认为，中日力量悬殊，对日作战必败。“中国一切不如人”，以“我军现有装备与日本较，等于弓箭与机枪” 。“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化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估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故应“不求急功于一时”“不博一时之虚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