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出殡的诗句( 七 ) 外婆出殡诗词「问人人知识网」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是诗人在死前两个月，即元嘉四年（427）秋九月为自己写的挽歌。
全诗共18句，可分为五个层次。
除最后两句单独为一层外，其余每四句为一层。
前四层分别描写了死亡、出殡的季节、时间，坟地环境、气氛，下葬及与世人永别，安葬后送葬人回家及他们的哀伤。
最后两句总结全诗，表达了对死的看法。
诗按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写出死后安葬的全过程，从中可见诗人面对死亡无忧无惧、处之泰然的人生态度，并无凄凉、黯淡的情调，与一般挽歌哀伤的情调截然不同。
这一方面是因为“挽”的是自己，而不是亲族、朋友；另一方面是因为诗人要表达对死的看法， “挽” ，仅仅是诗人抒发思想情感所借助的一种形式而已。
描写建安风骨的诗句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
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
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
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
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
这些诗作， “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
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
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
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
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有着直接关联。
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
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
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
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
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
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 6首、《送应氏》等。
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
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
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 200年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
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
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 “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
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 “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
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
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
阮、嵇对司马氏都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