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文或诗句( 五 ) 现代海上丝绸之路路线

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
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是广州。
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
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
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丝路起源----探询南越国《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
……”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
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
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如今，能够记载着南越国历史的“书本”，就是位于广州的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昧的陵墓。
赵昧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
南越王墓劈山为陵，从象岗顶劈开石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凸”字形的竖穴，再从前端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
墓室以红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砌成地宫，墓顶用24块大石覆盖，再分层夯实而成。
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宽 12.5米，长10.85米。
墓主居后部中室，前厅后库，前部东西为耳室，后部东西为侧室。
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仆役7人。
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朱、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是饮宴用器，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盘等；两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尤其珍贵的是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
这些文物证明南越国早期或更前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
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 。
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昧”玉印等。
东侧室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1枚。
西侧室为厨役之所，殉葬7人，无棺木，室后置猪、牛、羊三牲。
后藏室为储藏食物库房，有近百件大型铜、铁、陶制炊具和容器。
出土文物共千余件（套），金印是国内首次出土的汉代帝王金印。
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
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 。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
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
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十盒药丸。
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330年）遗物相似。
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
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
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南海丝路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丝绸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发明之一。
广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以开拓丝绸贸易闻名世界，西方国家认识中国是从丝绸开始的，说中国是“丝国” 。
岭南地区丝绸生产的历史悠久，《汉书》记载海南岛一带有“女子桑蚕织绩”，说明南越国时期已经有养蚕和进行丝绸生产。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绸情况看，丝绸的随葬品不但品种多，而且数量很大。
特别是西耳室西部，在约2.8平方米的范围内，丝织品多层叠放，整匹随葬的有绢、绣绢、朱罗、朱绢、绣“纱'、超细绢、砑光绢等品种。
可惜出土时织物已全部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