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读后感|读《受戒》

受戒读后感（读《受戒》）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的飘摇不安中，读汪曾祺的小说，外面世界下坠所留下的痛苦的情感褶皱，渐渐被他柔软的文字流淌过，轻轻熨平，于喧嚣中获得方寸间的平静。与他的其他小说一样，《受戒》读起来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淡雅水墨风物画，移步换景，徜徉其间，行云流水，文字光滑得可以在其间溜冰，其下则有一股快乐的内在情绪流淌。
《受戒》写于1980年，发表时汪曾祺60岁，已是耳顺之年。未知短暂或持久的乱世中，身处他与世无争的文字里，不免有些疑惑。这篇文章写于“文革”结束4年之后，是他跌宕人生中断断续续写作生涯的一次重启。创伤犹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他在京剧团创作室的办公室低头进低头出，见到熟人会说，又挨整了。他那时正接受审查，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审查的结果不了了之，但他被迫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成为他十年创作样板戏的副产品。他没有离开京剧团，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苦闷的日子中，他开始打小说的腹稿，《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开始成形的。小说中现实的苦闷情绪则了无痕迹，只觉得有平平淡淡的滋味。情窦初开的明海和小英子都是十来岁的年纪。明海去庵里当和尚，过了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到了一个河边，和渡船上的小英子相遇。他们在眉清目秀的乡间风景里一起做农活，伏在水车的车杠上踩车轴上的拐子，轻唱着有音无字的山歌，靠在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萤火虫和流星。情就在这山水田间与劳作中无声孕育和滋长，寺庙的清规戒律、受戒的仪式束缚不了，前途也阻碍不了。这抒情的声音似与沈从文的《边城》呼应，中间却横亘着一个长达近半世纪的史诗和革命年代。想通过追忆逝水流年的方式，来获得从历史劫难中幸存下来的慰藉？抑或，想以某种方式来表达一种终结的感觉，与伤痛作别？又或，是桃花源般的隐逸之所？之前那个浓烈时代留下的创伤，为何要融解在不着痕迹的柔和平淡中——是一种忘却，还是开拓一种可能性？
在汪曾祺年轻时所参与的20世纪中期的历史跌宕中，抒情提供的想象力曾驱动了知识启蒙，也曾感召千万人在革命中生死相与。他的老师沈从文就是以“抽象的抒情”来书写历史的。抒情的书写随着语言变形，在新时代发生了扭曲。汪曾祺在他的《自述》一书中回忆，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时，审问他时所使用的语言，“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虚空的对象”，人或语言成了异化的躯壳。他被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他写的鸣放小报《惶惑》。他在文章结尾写：“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这句情感上真实的话，在政治上出了问题。

【受戒读后感|读《受戒》】

在这个背景下读《受戒》，领悟到一些静水流深的意味。明海与小英子的动情彼此无所求，有纯真的诗意。为这情，明海愿舍弃受戒时被选为沙弥尾在寺庙可期待的职业生百思特网涯。不要说寺庙的清百思特网规戒律，哪怕是禅的境界，也不及这小儿女的情。汪曾祺对荸荠庵的生活描写得极细致，来源于他年轻时曾在一所寺庙中短暂居住的观察和经历。他并不描写佛门之地的清净和禅机，倒是把和尚细小琐碎生活的世俗平常写得鲜活。念经吃斋之外，收租放债，打牌杂耍，还俗娶妻。最终，皈依的还是个“情”字。汪曾祺说，《受戒》的产生是他这样一个80年代的中国人“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 。快乐从哪儿来？汪先生和沈从文一样，写的是美与善，是引人向上的、健康的人性，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混沌无规则，亦无目的的真情。被政治渗透扭曲的语言文字，不再能表达人的真情实感。文字如何回归它的真实？这是抒情的追求。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写道，抒情是触摸现代中国历史危机和情感结构的脉络。纵然有“奥斯维辛大屠杀后，写诗是残酷的”百思特网，实则早在17世纪，黄宗羲已提出“史亡而后诗作” 。“抒情”是感性的表达，也是观念的思索，响应历史情境，也指向行为尺度。它提供了离乱浮生的复杂选项：唯我还是奉献，真情还是实意，救赎还是背叛，沉默还是牺牲……究其极，“抒情必须自我质疑在这一时代存在或消失的因由” 。汪曾祺选择让抒情退出政治和理念，不再作为试图改造历史的工具，重新回归日常生活，找回它原本的灵动，美与真实，并因这种美使日常不至跌入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