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饭花集》里，汪曾祺在序言中写，他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他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他的感怀寄托是与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 。他的感怀寄托是什么？孙郁论及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认为他所说的政治，不只是题材、主题等显在的东西 。他的价值判断不在一般意义上的曲直忠邪里，而是暗含于人性深处不可名状的存在，“对于风气、人心、世道的感悟，非以观念为之，而存在于叙事的语态里” 。他将这些深隐的东西与复杂体味，结晶于文字里，以有情有趣的语言展现人性，实际是以拯救语言恢复民族的智性 。
汪曾祺受儒家影响很深，他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儿的人，也是个诗人，可以发脾气，可以赌咒发誓 。他曾在《自述》里写，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里，曾皙言志那一段 。孔子让四位学生谈理想，问到曾皙时，他说自己的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种超越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理想，也是汪曾祺所认同的理想 。他认为这是生活境界美的极致 。正是在超越功利之中，语言回到无欲求的状态，找回诗意的真实 。那段狂热的历史说明，理念并非一种实在的事实，生活才是可以抓住的实在 。这种生活是由无数个细小的当下瞬间所构成的，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平平淡淡 。
最初我不太能理解汪曾祺小说里语言与意境的柔软，不批判，亦不反思，对于可能轮回的历史悲剧没有抗争的意志 。后来读到他曾解释自己所谓的“随遇而安”，“遇”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 。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何况生活是很好玩的 。他很清楚，“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心态，对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会产生消极作用” 。但他说，他自己本人的气质就不具有抗争性格，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更重要的则是“遇”，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遇” 。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 。他们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二是对故国未免有情 。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热情，恐怕很难 。“看透了世事，看淡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 。”受过伤的心总有裂痕，而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又读到他说，喜欢“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句诗 。“意满”原来是知晓了苦难之多的领悟 。因这世上苦人之多，苦难也随时可能降临于己，这眼前所能享有的一切，才如此珍贵，成为不幸之中的一点儿幸，值得感怀命运 。这柔软，是对历史和苦难皆无常的领悟之后，所作的一种生命选择 。
汪曾祺很小就受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影响，以轻淡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 。他自认为自己的小说里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他也喜欢宋词中离别的抒情，有隐约的哀愁，这和他的气质接近 。他并不觉得自己能在千年万载绵延不绝的广大生命过程中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把自我的生命视为圆满自足的存在 。他说，他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平和的人”，“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 。
这种乐观温和的底色，也许并没有足够的尖锐力量去抵抗历史之恶，却为劫难之后在贫瘠的语言沙漠和荒原流浪的人，提供了心灵的驻足栖息之地——坚韧的也许正是亘古不变的心灵，即使人生辗转和历史的万千倾覆也无法改变 。他的小说若汇入一支20世纪80年代宏大的多声部交响曲中，我想应是轻盈的竖琴声，有流水的晶莹剔透，是生命力希望的那一部分 。
但希望终究只是个梦 。他在《受戒》的结尾注明：“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这句话把这个纯真的梦想故事，留在了实在的彼岸，让也许再也回不去的、逝去不复来的过去蒙上了一层忧伤的光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