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居的古诗词( 五 ) 居家和狗的诗词

少年时读书刻苦。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
二人订交。
以后诗坛元白齐名。
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
作《观刈麦》、《长恨歌》。
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
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
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
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
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
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
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次年写下《琵琶行》。
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
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
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
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
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
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
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
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
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
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
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 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
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
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感于事而系于时政。
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
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大历（766 ~ 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
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
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
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
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
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
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
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
这些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
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
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
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
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
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
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
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
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
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
《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