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益民|三井帝国在行动白益民( 二 )

兼容的日美模式从全球的角度来讲，上述两种模式其实是互相促进，互相依存的模式，并不存在谁比谁优越的问题，但却存在是否适合各自条件的问题。如果让美国做农耕模式，不适合，因为它没有那个文化根基，美国人民本身就是世界各地移民汇集而来，国家历史也不悠久，非得让它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做事，这种文化积淀、习惯都难以形成，而且其国土自身自然条件非常好：人少地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做农耕模式，既没有文化传承，也没有现实压力。其所做的事情已经形成了一种游牧模式，这个游牧模式适合美国。
但是，如果把游牧模式作为一个主体放到中国经济的这块土壤上来是否适合，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这片地少人多的土地上，要想让这么多的中国人吃饭、就业、生活稳定下来，不引起社会的混乱，必须走“农耕模式”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主体一定是产业模式，而不适宜以搞金融为主体。中国这种情况与日韩有近似之处。尤其以日本的模式更适合中国参考和借鉴。
日本经济本身是以农耕模式为主体，亦不排斥游牧模式。我们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向美国学习了很多，包括接受西方股份制的方式。股份制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金融化的，更多地是游牧文化，它接受了西方一些公司治理的模式以后，从很多地方在表面上看又是跟金融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很多大公司也都是上市公司。再看它的内部发展到现在，也借鉴了美国很多金融创新的东西，包括野村证券。野村证券相当于投行，类似于高盛、摩根这样的金融投行，它也存在这样的体制，但是它的主体还是财团，并不是像美国那样搞得都是基金，也就是说日本的主体是财团，而不是基金。
美国游牧模式的优点之一在于它的基金，它的流动性又可以在一旦出现新的产业或者新的技术，可以集中力量，通过基金的方式把它发展起来，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聚集财富效应，把某个产业发展起来。但是基金在这个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利润摊薄的时候，又会撤走，寻找新的目标。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日本的“农耕模式”在产业后续的发展当中会发挥更优势的作用，它在新的发明上可能速度缓慢，或者在新产业开始的培育阶段速度缓慢，但是它在新发明的应用过程和发明形成产品的这种持续、稳定的改进、改良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一种农耕文化。做农耕的人很难发现一个新品种的，为什么？他就在这块自留地上，想着怎么样把它做精，他不会想着要跑出去找新的品种，他也不到处游逛。
但是一个牧人可能会从外地带来一个新的品种，这个牧人可能把这个新品种试种了一下，或者在某一块田地上洒下种子了，比如发现了玉米，玉米能够产生很多粮食，但是牧人不会长期在这儿待下去，他又会去游走，而农夫会把这些种子留下来进行不断推广，面积可能会越来越大，而且他能够不断在此基础上培育新的品种，一代一代持续下去，获得收获。
“美”过尽的中国经济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经济实际上正在实施“一国两制”的方式，什么叫“一国两制”？我们现在在谈“中美国”这个概念，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存在了一个“日美国” 。“日美国”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个“一国两制”：日本是以产业为主体，美国是以金融为主体，他们做了很好的分工。美国通过金融，通过宏观经济统治世界；日本通过微观经济，通过产业统治世界。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日美经济的统一体，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日美国”，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或者是一个共同的需要。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里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来统治世界的经济，这也是一种“一国两制” 。
回到中国上来。中国要做什么？是要做一个“美国”吗？不是；是要做一个“日本”吗？也不行。中国一定是一个“一国两制”，即以日本的产业模式为主体，以金融模式为辅助这样一种模式。中国不仅继续要“东亚共同体”这样一个机制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产业实体，同时也需要“中美国”这样一个概念来促使自身金融机构的发达。但是一定要注意，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首先要百思特网把“东亚共同体”这样一个在产业方面更深层次的联合体制做扎实了，在有这样一个主体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形成“中美国”这样一个金融体制，反过来形成对“中美国”这个金融体制进行制约。
如果我们单一用“中美国”这样的概念来发展中国的金融模式，或者单一用“东亚共同体”的模式发展，这都不存在互相制约的过程。如果我们所用的体制、模式与我们的条件和文化相违背，则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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