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依之地》：去性别化的“新西部片”( 三 ) 《|无依之地|》|去|性别|化|的

西部片中的拓疆精神常常体现为“文明与野蛮的对抗”[4]，如清教徒移民以文明人的身份向大自然拓荒。很显然，在《无依之地》中，这种拓疆精神是不存在的，现代“游牧民”们不再肩负开疆建国的重任，那些充斥着个人英雄主义的神话也很难在公路叙事中复现。但多莉的评价的确捕捉到了现代“游牧民”与西部开拓者之间微妙的相似性：“游牧”生活附带的与自然的亲近、与人偶遇的温情，给因“文明”的发展而受阻塞的精神提供了一个出口。
费恩的心结来源于丧失。首先是丧夫之痛。费恩在丈夫波去世之后本可以离开恩派尔，但为了铭记与波在一起的日子，她仍留在恩派尔：“波从没见过他的父母，我们没有孩子，如果离开了恩派尔，他就会像是从未存在过一样。”其次是失去家园。费恩不得不离开恩派尔，离开满载着她与波回忆的家。对她来说，开车上路就是将关于家的一切随身携带，避免可能再次遭遇的丧失。她这样解释自己的生活：“不是无家可归，只是无‘房’可归。”费恩在修理厂修车时，维修工建议她把已经破破烂烂的房车卖掉换一辆新车，她很坚决地拒绝了，因为那是承载着她生活意义的家。对费恩而言，房屋之下的生活是无法接受的，不管是多莉还是喜欢她的戴夫邀请她安顿下来，她都没有接受。
由此可见，现代“游牧民”的流浪，近乎一种在精神领域的开拓。与其他美国公路片相似，《无依之地》的精神面貌是反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国家神话的，它反对将人视为资本的工具。但与浸润着存在主义迷思的《逍遥骑士》（1969）等作品不同，《无依之地》建立在一个既定的结果之上，即当人已经被视作工具，且剩余价值被剥削殆尽之后，还可以以何种姿态活着。给费恩介绍RTR房车流浪者营地的琳达·梅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失业，当时她已经六十二岁了，养育了两个女儿，却发现自己面临破产，在她决定自杀之际，“廉价房车生活”的广告将她从绝望之中拯救出来；营地篝火旁的老年女性的同事比尔退休十天后在医院病逝，他的帆船还留在车道上：“所以我尽快退休了，我不希望我死的时候我的帆船停在车道上。我来了这里，把我的帆船停到了沙漠里。”在广袤的荒野里，他们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束缚，流浪生活像大雾中一盏微弱的灯：我们无力抵抗资本化的巨浪，但仍然可以逃开它。
三、去性别化的中年漫游
作为一种男性占据叙事中心的类型，西部片中的女性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大部分以男性为主角的西部片中，女性形象要么是需要保护的良家妇女，要么是卖弄风情的妓女、荡妇。“在长期的男性凝视下，西部片的女性观众所认同的女性形象们所建立的视角，也是男性主体所建构的视角，女性形象们会自然地认同和接受男性凝视的观点，即重男轻女、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男性观念。”[5]女性主义影评人劳拉·穆尔维提出，“好莱坞风格（包括一切处于它的影响范围之内的电影）……把色情编码加入了主导的父权秩序语言之内”[6]，其结果是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常常沦为男性观念的附属品。许多公路片也承袭了这一特性，男性作为反叛主流价值观的主体踏上旅途，而女性依旧是男性角色与观众视觉快感的承载对象。被视为女性主义经典之作的《末路狂花》（1991）打破了男性对反叛的垄断，女孩们拿起枪，抢夺父权制社会拒绝赋予她们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