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怀激烈”又“忧从中来”( 二 ) “|壮怀激烈|”|又|忧从中来

仅流传有不事雕琢的“寥寥数章”，却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一流诗人，曹操的诗表征了他不可重复的性情、视野、胸襟、自我意识和对于宇宙生命的苍茫感受，表征了慷慨任气、跌宕悲凉的“汉魏风骨” 。
浪漫的诗兴和远不止于诗兴的浪漫情怀，与“实用理性”支配下冷峻势利的政治头脑连在一起，行空蹈虚的形上忧虑、自由想象，与立竿见影、雷厉风行的现实作为集于一身，曹操把诗的人格（自由飘举）与文的人格（理性务实），把至庄至朴、黄钟大吕般的吟唱与轰轰烈烈的务实事功，融通无碍地统一起来。
《自明本志令》是曹操出色的自状，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还说，别人见他这么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肯定妄相忖度，以为他有“不逊之志”，可是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垂誉至今，就是因为兵势广大，却依然“奉事周室”，这不分明是以齐桓、晋文自况？而且，这一点也不表明曹操对“取而代之”有出自灵魂的禁忌或者基于某种神圣律令的考虑，他只是觉得名分并不妨碍也无损他自雄当世，一如他说，他之所以荡平寇乱仍不“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仅仅是因为“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
选择和言说充满自信，充满张狂的自我色彩。在军事、政治上成就“霸业”的同时，曹操完成了精神、人格上的自我确立，既注重现实，又不乏人文理想，既作成政治上的领袖，又成为精神上的轴心，后人的记述，显然并非空穴來风：说他“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曹植），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周公所谓多才多艺，孟德诚有之”（张溥）。
曹操临终前的《遗令》，延续了他的个性，“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与《寿陵令》以及《遗命诸子令》一起，证明了即使在事关生死的隐秘处，曹操也同样具有一种豁达开放的观念和情志，不仅解脱了神学羁绊，而且远离了柔弱的顾盼和执持。但是，这并不表明曹操对“性命”的轻视，恰恰相反，意味着他对“性命”的深刻洞察，张溥说，曹操在军政事务倥偬之际，“复好养性，解方药” 。如果说在“草书”“音乐”“围棋”上的造诣仅仅表明曹操才情充足、性情浪漫，那么“养性”与“方药”之事，却意味着高度理性状态下另一种不失感性的自我把握，表明曹操不仅关注“性命”之常与人生的无常，亦复期望生命的奇迹。
确实，现行的由后人辑录的《曹操集》中有《四时食制》片断。据称，《四时食制》可能是曹操的一部完整著作，证明曹操对自身性命的观照和安排，决不粗糙。另外，在《与皇甫隆令》中，曹操称“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 。据《博物志》载：曹操身边聚有大量方士，其中“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垂相所录，行其术，亦得其验” 。看来，曹操除了注重“服食”之外，对“导引”“行气”之事也有考虑。而“服食”“导引”“行气”在曹操以后的时代发展成了专门之“学”与专门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