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们的中年危机( 二 ) 龚自珍|们|的|中年|危机|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士子究竟是该“以天下为己任”还是以“安顿性命为旨归” 。思想的流淌，驱动着不同的行事风格和人生路径。48岁的龚自珍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他不停地否定自己，既没有在小学领域接续上外祖父的学问，又没有在做官上展示新的策动论力。他不过是讥人讽事，愤愤不平而已。有人称他龚疯子，背地里却想这是一个愤青、刺头、麻烦。
但那仍然是隐隐有个中年危机的。与俗子的中年危机不同，士子考虑的不是个人际遇、职场争斗、子女教育，而是对一块大陆共同的深情，对吾民同胞的休戚之感。多一些公平，多一些正义，多一些文明;同时，少一分谎言，少一分愚弄，少一分卑劣。
一切归结于人心，龚言“人心亡，则世俗坏” 。再好的制度，不去执行，仍是一张废纸。国民教育如果仅仅是知识的获取，而非智识的增长，那和皇帝的新衣有何区别？
人到中年，一切都还来得及吗？能看到机运昌明的那一天吗？为什么龚诗能一发千钧，自此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走向？一个诗人，一个命定的诗人，为何能天心人心，打成一片？
龚自珍仍沉溺于归途中的酒与色，诗与友。他缓缓归矣。家人与市民用超乎寻常的热烈欢迎了他。求字、求墓志铭，络绎不绝。他不得不在吃了半个月酒席后，又闭关半个月，完成稿债。他终归是个名士，他的名声，他的不妥协，传遍了整个杭州，他的诗文被传颂，行迹被模仿——他终于成了外公所痛恨的人。
他的名句在一点一点发酵，原来“美人如玉剑如虹”是他的句子啊。“但开风气不为师”是多么美妙的境地啊。“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十年香”，又是何等的深情直白啊。
他考虑了接下来的生活，他要在杭州附近的昆山，把自己的别墅在山中建好。余生以待，他有一个自我休憩与优游的空间。如此退隐，岂非中年的急流勇退，岂非上苍待我不薄的田园之乐？
他甚至偶尔内心一动，希望将沿途交好的歌伎召入府中，从此不问外事。但世俗与礼教的束缚又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将心迹都付诸诗篇当中。当人们阅读这些诗篇时，不免有人骂他是玩弄女性感情的大混蛋。好几次，他不敢面对歌伎与他的送别，仓皇驾船先行。有一位与他长情的女子早逝，对自己的母亲遗言说，如果龚先生要来墓前，那还是可以的。
对于龚自珍而言，己亥（1839）是个由盛而衰、盛极而衰的年份，无论是他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感受到无以复加的光荣的顶点，但燃料就快烧完了。大清的迷梦被随后而起的鸦片战争（1840）拉开了屈辱的序幕;十年后，太平天国运动（1851）又将之冲击得摇摇欲坠。
是龚自珍在己亥之年发出了先知的声音，他在这一年的归乡之旅中，看到了大半个中国的真实现状：人们的困苦和上流阶层的无知，已经有了不可弥合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