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们的中年危机( 二 )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士子究竟是该“以天下为己任”还是以“安顿性命为旨归” 。思想的流淌,驱动着不同的行事风格和人生路径 。48岁的龚自珍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他不停地否定自己,既没有在小学领域接续上外祖父的学问,又没有在做官上展示新的策动论力 。他不过是讥人讽事,愤愤不平而已 。有人称他龚疯子,背地里却想这是一个愤青、刺头、麻烦 。
但那仍然是隐隐有个中年危机的 。与俗子的中年危机不同,士子考虑的不是个人际遇、职场争斗、子女教育,而是对一块大陆共同的深情,对吾民同胞的休戚之感 。多一些公平,多一些正义,多一些文明;同时,少一分谎言,少一分愚弄,少一分卑劣 。
一切归结于人心,龚言“人心亡,则世俗坏” 。再好的制度,不去执行,仍是一张废纸 。国民教育如果仅仅是知识的获取,而非智识的增长,那和皇帝的新衣有何区别?
人到中年,一切都还来得及吗?能看到机运昌明的那一天吗?为什么龚诗能一发千钧,自此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走向?一个诗人,一个命定的诗人,为何能天心人心,打成一片?
龚自珍仍沉溺于归途中的酒与色,诗与友 。他缓缓归矣 。家人与市民用超乎寻常的热烈欢迎了他 。求字、求墓志铭,络绎不绝 。他不得不在吃了半个月酒席后,又闭关半个月,完成稿债 。他终归是个名士,他的名声,他的不妥协,传遍了整个杭州,他的诗文被传颂,行迹被模仿——他终于成了外公所痛恨的人 。
他的名句在一点一点发酵,原来“美人如玉剑如虹”是他的句子啊 。“但开风气不为师”是多么美妙的境地啊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十年香”,又是何等的深情直白啊 。
他考虑了接下来的生活,他要在杭州附近的昆山,把自己的别墅在山中建好 。余生以待,他有一个自我休憩与优游的空间 。如此退隐,岂非中年的急流勇退,岂非上苍待我不薄的田园之乐?
他甚至偶尔内心一动,希望将沿途交好的歌伎召入府中,从此不问外事 。但世俗与礼教的束缚又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将心迹都付诸诗篇当中 。当人们阅读这些诗篇时,不免有人骂他是玩弄女性感情的大混蛋 。好几次,他不敢面对歌伎与他的送别,仓皇驾船先行 。有一位与他长情的女子早逝,对自己的母亲遗言说,如果龚先生要来墓前,那还是可以的 。
对于龚自珍而言,己亥(1839)是个由盛而衰、盛极而衰的年份,无论是他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感受到无以复加的光荣的顶点,但燃料就快烧完了 。大清的迷梦被随后而起的鸦片战争(1840)拉开了屈辱的序幕;十年后,太平天国运动(1851)又将之冲击得摇摇欲坠 。
是龚自珍在己亥之年发出了先知的声音,他在这一年的归乡之旅中,看到了大半个中国的真实现状:人们的困苦和上流阶层的无知,已经有了不可弥合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