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的“共妻”现象看古时候的妇女地位( 二 )

这种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器物一般出租给别的男人的陋俗，早在宋代就有所流行，元代盛行，明清沿袭成俗。民间俗称这是“借妻生子”的一种婚俗。另有一件档案称：
“赵喜堂因手中空乏，难以度日，进退两难，出其无奈，实事无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结发妻送于张慕氏家中营业为主，同更言明使国票六百元整，当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为满。如要到期，将自己妻领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灾病孽，各凭天命，于有逃走，两家同找，如找不着，一家失人一家失钱。期满赵喜堂领人，不如张慕氏相干，恐后无凭，立租字人为证。”
并有保人等签名画押。
这张典妻的契约期限是八年，安东县县民赵喜堂因生活所迫，将自己的结发妻子典与他人，妻子在典夫家中生活，到期后，将妻领回。在这张契约上，写有本夫的名字，并摁上手印，并没有写上妻子的名字，这也说明妻子本人没有权力主宰自己命运。
一般来讲，丈夫典妻这件事，事先可以不让妻子知道，不同她商量，即使她本人知道了，同意不同意都不起决定作用。在当时的社会，妇女一旦嫁给男人，丈夫便掌握了她的生杀大权，妇女就像家里的其它物品一样任由丈夫支配。
被典的妻子在这八年的漫长时间里，命运又转嫁到其它人手里，如有天灾病孽，生死由命，死了就死了;如果逃跑，两家一起找，找不着，一家损失人、一家损失钱。
质妻雇妻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质妻和雇妻”现象。
所谓的“质妻”，即把自己妻子转让给他人为妻，换取一笔钱，到约定的时间，要回妻子，送回原款。所谓“雇妻”，即雇主支付雇金给女子的丈夫，在约定的期限之内，让该女子作为自己的临时妻子，到期将女子送回其丈夫，雇金不收回。这两种形式可视作典妻的萌芽。及至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典雇妻子的现象更为普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公元1075年)，因为旱灾和蝗灾，老百姓质妻卖子，父子不保。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时，苏轼在一项奏折中写道，二十年间，因为欠苗，卖田宅雇妻女的人不可胜数。
典妻往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典妻，另一种是租妻。按一般的分法以时间长短来分，时间长的为典妻，时间短的为租妻。都是一种临时性的婚媾形式，期限一般租为一至二年，典为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不等，而时间的长短又往往同孩子生育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多典妻者的目的在于要生儿继嗣，所以也有称典妻为“借肚皮”，或“租肚子”的。
旧时典妻风的盛行由多种经济原因所致：如丈夫有病无力维持家庭，或负债累累度日艰难;也有因赌博而穷困潦倒者，丈夫无奈而租典妻子。此类一般由丈夫作主，而妻子则被迫同意;也有丈夫长期外出不归，妻子生活无着而自典者。受典者往往由于其妻子不育无出，征得妻子同意而去借妻生子。但无论是典妻还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女性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没有抗拒的能力，反映了社会黑暗和道德伦理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