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书法|严嵩的书法与以人废字( 二 )

严嵩的手书，在嘉靖年间便已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当世的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如杨慎、田汝籽、湛若水等对其作品都推崇备至。正德年间，田汝籽提学江西，严嵩尚是一位七品编修，正困卧钤山，田汝籽不以其位卑困顿，亲自造访敝庐，相与评骘风雅。严嵩将钤山所作诗稿精心抄录相赠，田汝籽视为传家宝，在珍藏了四十年后，临终之前转交给其弟田汝米束收藏，田汝米束后来将这些手稿携至京师送严嵩一阅，严嵩复睹旧迹，恍若隔世，再“题田深甫所藏钤山手稿”文并旧稿归之，一时成为书坛佳话。
然而，由于政敌书史，修怨横议，严嵩奸名身随，他的书法作品也因之噩运降临。

在严嵩的“榜书”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这块匾的书体，方严浑阔，笔力雄奇博大；字体丰伟而不板滞，笔势强健而不笨拙，其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是榜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六必居”是嘉靖年间开设的一家著名酱园的店名，位于北京前门外粮食店，是严嵩因店主之请而题署。嘉靖间，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作为京师的北京城，商业活动尤为兴盛，“六必居”仅有六人开设之意。不过，由于严嵩题额时并未署上自己的大名（当时题匾，多不署自己的名字），这便为否定其字的人提供了方便，在他们看来，万恶至极的“奸臣”严嵩又岂能写出这等好字，五十年代，有人在“六必居”的一位伙计家中，找到了几张旧房契，最早的一张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于是，否定“六必居”为严嵩所作便有了“可靠的”依据。有人认定“六必居”是康熙以后才开设的，还有的说是清乾隆间“陈升号”演变而来，因而这“六必居”三字，自然与严嵩无关。其实，自嘉靖至康熙已有百余年，房产易主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张房契并不能说明问题。由于六必居是个老字号，匾额又是书法珍品，因而历代业主都视之为瑰宝。远的不说，就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这一百年间，“六必居”的主人就先后经历了杨、张、郭、韩、赵、厚几姓。何况，嘉靖间的房契没有找到，并不能断定房屋最初不是建于嘉靖间，更何况我们把“六必居”三字与其他严嵩已署名的作品想比较，也就不难得出是出自同一作者的结论。值得一题的是，否定严嵩“六必居”作者权的倒不是书法界，而是非从事书法研究的人居多。

严嵩一生写了很多诗，但写的词却寥寥可数，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飞庙旁，有一篇严嵩于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二日所作的“满江红”，右题“宋思陵与岳武穆手敕墨本”，词曰：“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官，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立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南渡错，当时身怕中原没。关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这是碑文作品中的一个佳制，不仅词意慷慨，书法亦瘦劲可观。然而，以人废字者实在不愿承认这样一篇斥奸臣秦桧泣忠良岳飞的感人之作，竟是出于大“奸臣”严嵩之手，于是便有了偷梁换柱的做法，有好事者将碑文上“严嵩”的大名刮去，代之以明代的另一个学问大家“（文）征明” 。在他们看来，正邪若同冰炭，忠奸不能并行，严嵩作慷慨语不过是矫揉造作，不配成为此首词的作者，而文征明诗词、书法俱佳，冀假其名而乱真。

山东曲阜是圣人阙里，历代衍圣公府就建在这里，在孔府高大庄严的门额上，镌刻着两个流金溢彩的正书大字“圣府”，其笔力刚劲、凝重，威严中透露出儒雅，得到历代书家的赞颂，这也是严嵩的杰作。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代衍圣公都与严嵩有着深厚的交谊：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与严嵩年龄相若，平时曾有文字交，他嗣后的“墓志铭”也是严嵩所作；六十三代衍圣公孔贞干的袭爵手续是严嵩主持办理的；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还是严嵩的孙女婿，孔严两家世代交好。因此，在嘉靖间衍圣公重修门楼时，他们还延请严嵩题额，于是便有了迄今尚悬于孔府门额上的“圣府”二字。然而，严嵩嗣后由其政敌冠其身的“奸臣”之名，竟成为他的盖棺定论，正史野史、官书私书多口诛笔伐。围绕着这块匾额便又生发出一些故事来。孔圣人的后裔倒是明白事理，他们尊重事实，既没有否定严嵩对“圣府”的作者权，也没有将此匾撤下，另请他人重书换上。但一些自视懂得忠奸如同冰炭的好事者不甘于寂寞，于是一个精心编制的故事出笼了：奸臣严嵩在朝作恶多端，为巩固自己地位，竭力与衍圣公府攀结，而衍圣公深明大义不予接纳，一次严嵩专程前来造访，衍圣公闭门不见，让他在门外的一条板凳上冷坐了两天两夜，吃了一顿饱饱的闭门羹，严嵩临走时写下了这块匾额，衍圣公见严嵩人品虽糟，书品倒还不错，也是其对圣府的一番敬意，便将匾额留下。迄今孔府外还放有一条板凳，据说那就是严嵩坐过的，奸臣贼子是不能进入孔府之内的。这真是一个编排绝妙的故事，可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