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为什么是一种意识形态( 四 )

这里，“启蒙的错误意识”是理解犬儒理性的关键词。换句话说，现代犬儒主义经过启蒙的洗礼之后，它从启蒙那里获得的不是主体的批判意识，而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威的认可和服从，甚至是某种玩世不恭式的一致。尽管有时候它可以采取某种嘲讽式和挖苦式的诙谐的方式，但这仍掩盖不了它对现实社会之间的认可和顺从。显然，在犬儒主义理性那里，人们非常清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的伪装下面所掩盖的功利性和政治权威，但人们却无力以对，只能默默忍受，逆来顺受地照例行事。这是一种清醒的逆来顺受的行动哲学，同时也是丧失主体对现实的社会批判的哲学，它与主体所追求的批判理性背道而驰。每个人都知道其中的虚假或虚伪，但没有人试图站出来揭露其真相。齐泽克借用斯大林主义来形象地描述这种犬儒主义的理性。他说这是“一种强迫性的坚持，即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表象：我们都知道在幕后正在进行野蛮的派系斗争，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党的统一的表象：任何人都不真正相信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每个人都对他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人人也都知道没有谁还相信那套意识形态：但是这样的表象依然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持着……这种表象是本质性的：如果它要被摧毁，如果有一个人公开宣布‘皇帝陛下一丝不挂’这一明显的事实(谁也不再拿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回事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制度就会土崩瓦解” 。[6]在这里，神圣、庄严的口号或主义，变成了某种玩世不恭的行动逻辑。这与美国采访人员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俄国人》一书中所描述的勃烈日涅夫时代的犬儒主义一模一样。
齐泽克认为，当这种犬儒主义在后现代社会变得流行，进而成为人们的行动哲学时，它就不仅仅是某个人的观念问题，而是转化为某种“意识形态”，也即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主导型观念，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现象。齐泽克说：“犬儒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这种大犬儒性颠覆的响应：它承认也重视掩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的特定利益，承认也重视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它总能找到保留哪个面具的理由。这种犬儒主义并非独对非道德的直接定位，它更像是服务于非道德的道德本身——犬儒智慧的模型就是要把正直、诚实想象为不诚实的至高形式，把道德想象为放荡不羁的至高形式，把真理想象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因此这种犬儒主义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不正常的‘否定之否定’ 。”[7]也就是说，这种犬儒主义是与官方意识形态同流合污的。在他们眼里，传统的“正直、诚实、道德和真理”都不存在了，它们统统变成了“不诚实、放荡不羁和谎言”等形式。如此再也没有什么正直、诚实、道德和真理可言了，唯有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回应和对权贵的溜须拍马。在这种犬儒主义支配下，人们丧失自己的主体理性，尽可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来为自己的庸俗行为进行辩护。这是一种堕落，一种思想和理性的堕落。正因为此，齐泽克指出，必须把这种犬儒主义与斯洛特戴克提到的“大犬儒主义”(kynicism)[8]区分开来。大犬儒主义表面上看似尖刻讽刺，然则其实它并不与现实社会和统治者的官方文化同流合污，而是以对现实的批判和讽刺挖苦为前提的。齐泽克说，斯洛特戴克提到的那种大犬儒主义“拥有神圣、低沉的音调，并将其提高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隐藏在在高贵意识形态用语下面由权力派生出来的自我利益、好勇斗狠和野蛮残忍……它永远从个人利益出发阐明一切(例如，当一个政客滔滔不绝地大谈爱国、牺牲的义务时，犬儒主义会揭露他正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好处) 。”[9]所以，当这种犬儒主义在后工业社会成为一种流行的后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统治的文化之时，如果再谈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岂不是水中月、镜中花吗?因此，毫无疑问，齐泽克对这种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始终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和立场。
最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不同于齐泽克阐发的具有症兆特征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拉康精神分析的基础之上。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是通过症兆和幻想而得以沟通。现在的问题是，处于无意识层次上的意识形态与犬儒主义的区别究竟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联系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正因为此，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一开始花了很大的篇幅来阐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