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真的是富庶的盛世吗？

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国家蒸蒸日上国泰民安，后世称之为贞观之治，那么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真的有书中所写的那般富庶强盛吗？
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吗？李世民真的有那么大的功绩吗？我们一起看看唐朝初年的物价吧。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 ，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 ，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 “率两斛计佣钱千” ，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 “米斗四五钱” ，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 。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 ，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 。元和十五年(820年) ，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780年) ， “米一斗为钱二百” ，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 “米一斗为钱五十” 。(事见《李文公集》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