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作者是谁|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二 )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认为，“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据此，则卒于武帝后元二年（前87)前后。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公记》，或称《太史公书》，或只称《太史公》，现用名称《史记》，大约是魏晋期间才出现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全书130篇，分别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共526500字。
《史记》记载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天汉年间（前 100—前97)，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内容。

03、史家绝唱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首先，他开创一种新的历史编撰体例，即后世史家所推许的“纪传体” 。这种编撰体例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兴废，并按编年记述各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 “书”记述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国史，也包括开国勋贵、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则以传记的形式，记载社会各方面的人物事迹。
其中，“本纪＂记事简要，是纪传史的“纲”，“世家”、“列传”记事详细完整，是纪传史的“目” 。所以，纪传体是以历代帝王为序，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以记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情况，构成一代完整的历史。
《史记》问世之后，纪传体遂为历代史家所沿用，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历史编撰体例之一，可见《史记》对我国古代史学影响之大。
其次，司马迁以进步的历史观，总结古代以至秦汉的历史，使《史记》成为一部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巨著。他在《报任安书》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著述《史记》的出发点。这在西百思特网汉“天人感应”思想盛行之时，无异宣布与这种神学思想分道扬镳。
《史记》确实体现了这一旨意。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问题，指出邹衍的阴阳学“作怪迂之变”，又“论著终始五德之运”，是造成战国末年以来符应、机祥和鬼神之事泛滥的根源，实际上道破了“天人感应”思想之荒诞。
与此同时，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封禅书》，记载历代帝王所搞鬼神之祀。其中以将近半数的篇幅，记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讽刺性的文辞婉转微妙。
在《封禅书》的篇末，司马迁留下一段更加意味深长的话，即表示他因职务的关系，曾经扈从汉武帝巡行封禅，祭祀天地诸神，又目睹汉武帝、方士祀神求仙的活动，于是写下这类祭祀鬼神的事实，“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
这里，司马迁表明将它公之于世，是为了揭露这类闹剧的内幕，使人们了解事情的原委。这在汉武帝时代，确实胆识不凡。
对于鼓吹“天人感应”的神学大师董仲舒，西汉时即被人视为“群儒首”，甚至誉为“有王佐之材”，而司马迁对他则持贬抑的态度。有关董仲舒的生平事迹，《史记》并无专传，只用寥寥五百余字，载于《儒林列传》之侧，位置极为次要。代表董仲舒思想的《天人三策》，《史记》不仅只字未加提及，相反却详细记述他因著《灾异之记》下狱一事，称董仲舒出狱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字里行间深寓嘲讽之意。
与揭露“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同时，司马迁更多强调人事的作用。比如在论述楚汉胜败时，他着意记载项羽失民心的大量事实，以批判项羽所谓“天之亡我”的观点。
在论述秦王朝败亡时，他引贾谊的《过秦论》，强调秦败于严刑酷法，赋敛无度，是“民危＂的结果。而且对秦末农民起义大书特书，不但将陈涉与汤武等列，而且将他的事迹列在“世家”，予以特殊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一再肯定陈涉推翻秦王朝的历史功绩，实际上等于说明朝代的更替是取决于人与事，而非“天”或者鬼神的意志，这与他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在《史记》中多次论述百思特网。如“略协古今之变”、“终始之变”、“通古今之变”等等。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出发，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论史事，使《史记》各组成部分，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他不仅停留在“变”的观点上，还试图从中找出变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