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诗词特色五代十国宋元的诗词( 四 ) 五代十国诗词特色

果然，已经有些王元之的风味了。
第三节宋诗平淡风格的先声：王禹偁
初宋白体诗，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王禹偁了。
王禹偁（公元954—1001年），字元之，钜野（今山东巨野）人。世为农家，宋太宗太平兴国末中进士。他初任地方州县官吏，后掌制诰，入翰林。因为他刚直敢谏，故一再受贬黜。其家世与仕宦经历，使他对时政弊端有较清楚的认识，对民间疾苦有同情心。因此，他的诗能继承杜甫特别是白居易的优良传统，对当时社会现实有所反映。诗风简练朴素，不尚华靡，开宋诗平淡诗风的先声。有《小畜集》。
王的生平遭际与徐家兄弟不同，他虽然进士出身，翰林学士，三知制诰，但由于他生性刚直，又上承白乐天早期的极言直谏，宣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谪居感事》），因此，他也就必然地经历了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际。他三次贬谪：先贬商州，再贬滁州，三贬黄州。"丹笔方肆直，皇情已见疑"（《吾志》），终致"三黜以死" 。他的遭际似乎就是以后苏东坡的预演，而且，王黄州三贬的终结之地恰恰是苏东坡三贬的始发点：黄州、惠州、儋州。所以，如果人类真有托生转世的话，我相信王黄州是苏东坡的前身。苏东坡也无数次地提及他的这个前身，特别是当他身贬黄州之后，王元之就成为了他的精神慰籍。他在《王元之画像赞序》中说："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然公犹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王黄州死于1001年，死后36年而苏轼生，如果真有轮回的话，看来可以考证死后36年是一次轮回。而苏轼逝于1101年，恰恰是王的100周年。
苏东坡于王黄州的巧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内在精神上的惊人的一致，可以说，苏东坡的那种平淡自然的美学追求就是王黄州的继续和发展，他们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整合。
所以，也可以说，王元之是开宋诗风气之先的第一人。
王元之的诗学观念，代表了以后宋诗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对于晚唐五代的艳冶文风，他在《哀高锡》一诗中给予了批判：
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
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
在《送孙何序》中，也说：
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有所闻。
在《答张扶书》中，他张扬了韩愈的"不得已而言之"的观念，却扬弃了韩愈的难险的文风，主张文贵易晓。由此出发，王元之的诗作也就很自然地突破了浅显的唱酬之意，而进一步地学习白的积极用世，由此再演进，他必然地走向学杜。在商州他写作了《春居杂兴》诗：
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山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其子以为乃父抄袭了老杜的诗句："恰似春风相欺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因请易之。王元之怡然甚喜，说："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因此，不但不改，而且更为诗曰：
本为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故事的本事诗固然在王元之诗作之中已属上乘，前两句显示了白体诗的那种随意而作，脱口而出的特点，后两句更有了杜诗风味。但比之故事引发的感慨："本为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则后者更具审美价值。因为不仅它极具概括力地写出了他自身的诗史地位，而且，对于杜甫的认识，比之前人只是从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的集大成的地位着眼，王元之指出了杜甫的开启后人的，开宋人风气的地位。在《日长简仲咸》诗中另有"子美集开诗世界"之语。
但这一名句也提示了话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王元之碰巧用杜诗诗典而不自觉，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他与杜诗风神气貌的某种肖似，但另一方面，他不知杜诗名句，让儿子指摘，也透露他读书不够、学问欠缺的消息。这也正是此时之平易与彼时（欧、苏）之平易的不同之所在。
如果说，王元之时代的白体诗所追求的平易，仅仅是一个人年轻时代贫困的平易，历经昆体统治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欧、苏，才是经历了舞榭楼台富贵豪奢之后的返朴归真。
而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易。
这是王元之的诗史地位之所以值得重视的原因，同时，也是其诗史地位不能过高评价的原因。值得重视，在于他的审美倾向代表了以后的发展方向，他越过了昆体而指引了欧、苏后人；不能过高评价则在于，此时，毕竟不是他们的时代，而恰恰是与之相反的晚唐体和西昆体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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