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再看十大考古新发现( 三 )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碳十四测年可知，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年代为公元前366年到公元668年，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
“在西藏西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发现的这一处延续千年并且打破关系复杂的墓葬，对构建西藏史前文化以及探索西藏西部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何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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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二号墓：
发现大量西汉封泥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3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二号墓于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发掘工作从室外考古转为室内考古，从田野考古发掘转为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是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
据项目负责人耿建军介绍，土山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墓主以刘英(东汉光武帝之子)的可能性为最大，共出土各类遗物4800余件，其中封土内封泥4500余件，墓室内出土文物35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铜铁器等。
“封泥主要是西汉楚国官印封泥，全部出土于封土中，从断面看，有多种不同土色，其中黑色土的包含物极为丰富，有板瓦、瓦当、大量封泥等。”耿建军说，“东汉墓葬的封土中发现大量西汉封泥，全国罕见，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的职官制度、分封制度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就土山二号墓的考古收获和认识，耿建军表示，厘清了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等诸多问题。证实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并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确东汉诸侯王(后)使用双层套棺的棺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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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研究民族融合的新资料
“十六国是不同族属建立的不同政权，在长安建都的有前赵、前秦、后秦。其历史时期短暂，政权更迭频繁，因此这时期的考古工作是一个难点。”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项目汇报人宁琰在终评会上对十六国大墓的介绍从“十六国”开始。
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到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少陵原区域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了3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出土278件随葬器物及土雕建筑、壁画。
3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出土了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画，经判断，应为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这一发现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具有重大价值。
据宁琰介绍，3座墓葬从整体形制、布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此外，本次发现的彩绘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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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血渭一号墓：
墓主人是吐谷浑王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分布于热水乡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墓葬一般依山面河。2018年热水墓群被盗事件发生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8年开始发掘，将其编号为2018血渭一号墓。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开展了多学科合作，采用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树木年轮、三维建模、DNA、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方法，全面准确地记录和提取了相关信息。
据项目负责人韩建华介绍，该墓葬为木石结构的多室墓，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丝织品、皮革制品等珍贵遗物，并发现了一枚银质方形印章，印面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 。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这是唐(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在韩建华看来，2018血渭一号墓是开展游牧民族聚落考古研究的绝佳样本，是研究唐(吐蕃)时期墓园制度的珍贵案例。
“通过科学发掘，确认该墓为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是热水墓群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其中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等，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韩建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