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学家李翱生平简介 |唐代文学家李翱( 二 )

李翱担任庐州刺史，正值庐州大旱。面对百姓流离失所，官吏们大量抢购田屋，以获取暴利，倾家荡产的人家还要照旧交纳赋税的境况，他下令“以田占租”百思特网，收缴大户豪门万余绎，使贫苦百姓才得以安生。
面对唐朝脱离生产的宗教徒大量增多，又凭借官府抢占土地，修建庙宇，全国数以万计的寺庙还要建筑用款、神佛供奉、僧侣消耗，大都取之于民，寺庙收缴献纳，盘剥民脂的现实，李翱多次上谏，请求限制佛教活动，以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
李翱师承韩愈，主张“文以载道”，倡导恢复“古道”，提倡表现“古道”的古文。在文学论文《答朱载言书》(一说《答梁载言说》)中写道：“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习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他解释自己所言“古道”，就是“尧、舜、文、武、孔子、孟轲”等一线相承的儒家之道。
李翱紧随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坚持“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反对把写文章看成技艺。他说：“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轲殁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文集》卷八《寄从弟正辞书》)他视文章为载道的工具，提出文章应“义、理、文”三者并重。指出，“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他认为，义、理是根本，文辞是其表现，“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他强调，“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
李翱特别强调文章的“创意”与“造言”，提出了“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主张。他认为作家创意的共同标准是义深意远；至于义意，则各家应有不同的创见而不可相袭。在造言方面，李翱批判了各种偏见，指出文章之所主在于“词工”；达到“词工”的途径，在于革新。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韩愈。韩愈认为，为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是主张在文辞方面有所独创。而李翱不仅要求文辞独创，而且要求内容方面也能有独创。
李翱的文学主张，在古文运动中是有相当影响和地位的。他作为韩愈的助手，对“古文”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文学主张，在“时文”盛行的当时，也是有相当的时代意义和积极作用的。
李翱为文，各体兼长。他的碑、传文章，尤为当代和后世所传诵。《高女碑》和《杨烈妇传》，是其碑传中最著名的两篇。
《题燕太子丹传后》是他托事寓意的作品。文章短小，但说理透彻，一语破的，是议论短文中的优秀作品。
李翱为文善于博采众长，风格却独树一帜。他的文章结构严谨，条理畅达，语言精炼，富于逻辑性和规范性，自成一家之言。苏淘说：“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
李翱“自伤”而赋。他的赋，虽不为人们注意，其实写得很出色。无论是早年以文章为梁肃激赏后感时所作《感知己赋》，还是后来的《幽怀赋》和《释怀赋》，都是其不得志“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作品。《感知己赋》词采清新，韵味隽永，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戏赠诗》是李翱唯一自题为诗的作品，是他任郑州刺史期间所作，且刻于石，大约是赠给一位县君(古代妇女的一种封号，古代称五品官的母亲或妻子为县君)的玩笑之作。云：
县君好专渠，绕水恣行游。鄙性乐疏野，掘地便池沟。两岸值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向既不同，砖凿可自修。从他后人见，景趣谁为幽？
李翱的著作，亡佚较多，传世的也流布未广。宋代欧阳修曾发出了“惜百思特网其遗阙者多矣”的慨叹。明人邢让说：“韩(愈)之文，传布世间者，不啻家传人诵；李(翱)文落落然，而后学有终身不得见焉者。”《石林诗话》云：“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混皆韩退之高弟，而二人独不传其诗，不应散亡无一篇存者，计是非其所长，故不多作耳。”又韩愈文集中有《远游联句》，其中有李翱两句，当是众多诗人游玩时缀联之作，句云：“取之拒灼灼，此去信悠悠。”今传《李文公集》，收辑其各类文章共一百零四篇。他还著有《卓异记》、《论语笔解》、《五木经》、《南来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