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的分类及特点苏轼的诗的分类及特点|苏轼的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赞美不已。但苏轼何以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学问所致？修养所致？皆非也。以吾言之：天性如此，乃苏轼真率性情之表现也。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他的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来说，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的原因来看，则毋宁说是一场性格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可谓一语中的。王先生没有详细论述苏轼的真率性格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早在少年时代，苏轼的父亲苏询就注意到了苏轼、苏辙两兄弟性格的不同。苏轼自幼才华横溢，至嘉佑二年（1057 ）一举进士及第，名震京师。从此宦海沉浮，屡遭不幸。在坎坷的仕途上走遍了天南海北的苏轼飘泊无归，已是“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这使其不得不对自己归根何处及早进行周全考虑。苏轼在各地为官时均以体恤人民疾苦为己任，再加上他富有魅力的才华，乐观豁达的胸襟，热爱生活的本性使他无论官居何处，都深受各地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对将来卜居何处，他有太多选择，这与他随遇而安的个性是分不开的。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 。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 。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
青年时代的苏轼，由于得到欧阳修的提携，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滴，越贬越远。去世前两个月，苏轼在画家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上题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檐州。真是沉痛之极。虽然苏轼在历次党争中都是处于被排挤、受打击的处境，但苏轼并没有苟容取合。王安石变法，苏轼觉得新法过于激进，为害百姓，反对变法，因此遭到新党排斤，通判杭州。他离京时，友人文同曾劝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但苏轼并没有听从朋友好意到湖州的九年间的劝告。从通判杭州到湖州的九年间，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他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在任地方官期间，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对虽和他政见不同、但学问道德高人一品的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十分敬仰的。但对于那些假道学，苏轼则毫不留情地揭出他们的真面目。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
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诗词歌赋，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他的性格以及思想。东坡词中，有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我们不妨称之为“人生咏叹调” 。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作者持续不断的人生思考：其广度和深度在词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
东玻词所体现的人生思考主要有以下三对人生矛盾：
1、出仕与退隐
苏轼早在26 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窜之时。孺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
，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词人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之间排徊。在词人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
2、理想与现实
词人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的，何时忘却营营”; “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他的飘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生人到处萍飘泊”; “天涯同是伤沦落” 。乌台诗案，黄州及岭海两度流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 。词句饱含曲折和难言的苦衷！词人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 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忽而负屈：“问公何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珠泪溅，丹衷碎”；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