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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刘树勇，刘树勇已经快50岁了，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管他叫“老树”，而不叫“老刘”，这一叫，就是20多年。
刚上微博三个月，每天上传一幅画，没加V的“老树画画”成了热门ID 。因为，他的画有一种难得的天真，当我们心中的田园日渐荒芜时，老树依然坚持在那里，执著地扛起文人画的旗帜。
所谓的文人画，即绝不媚俗，绝不阿谀，绝不与世沉浮，而是保持着一颗真诚的心，它敢批判，敢消沉，敢面对装饰而肤浅的世界，表达出自己的突兀，它不是一片顺从的落叶，它总在坚守着自己的高洁。
在沉沦的时光中，坚定地说出自己的声音，刺耳也罢，忧伤也罢，总是真性情。更难得的是，在画之外，老树的打油诗亦是一绝。
“山中发现老鼠，派人前去轰炸。找了半天木有，动静闹得挺大”，“一辆愤青出门去，看谁都觉不顺眼。捏着拳头找打架，可恨没人理会咱”，“站在短墙后面，准备一块板砖，过来一个坏蛋，一砖将他拍扁”，“傍晚有点闲，不禁又上树。惊散一群鸟，真是对不住”……
信笔拈来处，接续着前贤的血脉，假使苏东坡、八大山人住在这个城市，他们的怨与伤，亦不过如此。
读老树，就是读我们文化江山中，一份逝去的自我。随着时光流逝，它便成为后人的传奇。
停笔20年
我是山东潍坊人，今年49岁，1979年考上南开大学中文系。
大学时开始画画，在天津美院拜了几位名师。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财经大学，因为大学闲，有时间画画，加上北京画展多、书店多，上学时就常往北京跑，心想，毕业怎么也得来北京。
那时本科生很少，找工作不难，我们两个班90多人，一半到了北京，但愿意到大学教书的不多。
画到1985年，我停笔了，因为怎么也画不出自己的风貌，一提笔，不是齐白石就是徐悲鸿，画谁像谁，就是不像自己。
前几年回老家，看我30年前给别人画的东西，吓了一跳，原来我还画过这么大的作品，还画得这么像名家。
2005年，父亲患病来京治疗，心情很郁闷，又开始画画，没想到一落笔，找到自己了，好坏无所谓，是我自己的东西，20年的人生阅历，加上在大学里不断读书，今天的我与过去的我，有了本质的不同。
想念理想主义时代
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最难忘的是上世纪80年代，因为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
一方面，封闭多年，国门洞开，那时街上来个老外，都会引发人们围观，另一方面，多数人没出过国，只能靠读书来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只有知识经验，没有实际经验，那时出了大量翻译作品，一本《存在与虚无》能卖上百万册，其实有几个人能看懂？但大家希望通过文本来证实自己对外界的想象，这个想象是诗化的，它把西方定格了，只看到好的一面，没看到工业革命中后期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说的都是19世纪的西方，不是20世纪的。
那时没有商业化，没有消费主义的污染，人人都呆在单位中，比较纯粹，更多关注精神层面，因为社会没给你堕落的条件。
在广州受到震撼
1992年，我下海去了广州，颇受震撼。在北京，烤地瓜、拉板车的张嘴都是政治，可在广州，没人关心这个，大家只谈早上吃点什么，晚上怎么泡澡。我第一次明白，国家与社会不是一回事，彼此是分层的，社会可以自成一体。
过去说广州是文化沙漠，其实不对，广州只是没有北京这种文化形态而已，如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广州反而是首善之区，在北京，那些很牛的话题，在这里全没用。
扑腾几年，我又回来了，因为知识分子下海晚，没捞到什么好处。像我原来街道最早下海的，多是刑满释放人员，居委会主任办好执照，亲自送上门，怕他们再闹事。下得早的人，自然有优势。
1996年，高校热了起来，一是开始评职称，这是给你名，二是有了课题费，有的课题能给300万，可哪儿花得了这么多呢，100万就差不多了，这是给你利。有名有利，比下海的诱惑大多了，这一年堪称“上岸年”，大家争着被“收买”，我也是这一年回来的。
玩世现实主义
不少人说我的画有“玩世现实主义”的风格，“玩世现实主义”是栗宪庭老师对圆明园画派的定位，和国画不是一回事儿。我和这些画家关系非常好，1993年还在那里拍了3个月照片。
对个体来说，最大的焦虑是你要调整和这个时代的关系，有的人出国了，这是溜走派，有的留下来，但什么也改变不了，只好玩世，不仅是美术界，当时文学界有王朔，音乐界有崔健，大家调侃是为了安顿自身，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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