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城市风貌关于城墙风貌的诗词

有学者指出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此期间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经济文化繁荣。咸平三年（1000年）的GDP为265.5亿美元，占据世界比重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北宋时期，因推广占城稻人口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迅速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
北宋时期对外关系在唐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东亚同朝鲜和日本关系交流密切，在东南亚同越南和印尼也加强了联系，同时还影响到了西亚和非洲。
北宋疆域东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为界；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为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为界。宋神宗时通过熙河开边收复河湟，宋徽宗时期于青海北部置陇右都护府，并重金赎回幽云七州。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北宋的纸币有交子、钱引和小钞三种。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城市经济
唐代开始出现的在大城市周围的定期集市——草市和墟市，到宋代已经普遍存在于各大、中、小城市周围，北方叫“集”，南方叫“墟” 。农村中也出现定期举行的小市。[49]
唐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个，北宋则增加到四十多个。其中开封、洛阳、杭州、扬州、大名、应天（今河南商丘）、苏州、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长沙）、泉州等都是著名的繁华都市。开封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最为典型。全市人口不下百万，城中店铺林立，计有六千四百余家，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市场上的商品从日常用品到奇珍异宝，无所不有。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居民区）、“市”（商业区）分区，交易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入夜即止。北宋时，开始打破了“坊”、“市”和昼夜的界限。开封市内，商店可以随处开设，而且有了夜市和晓市。当时开封市内还出现了“瓦子”（或叫“瓦舍”、“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茶楼和说书、唱戏的，热闹非常。
唐代仅在广州一地设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北宋除广州外，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五地设市舶司，使外贸规模成倍扩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达六十三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金属等，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49]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