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的读后感大全( 五 ) 旅程|读后感

布莱尔先生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像一封长信，收信人就是他所热爱的国家。读到这句话，我有所触动。这也说明为什么读本书的时候，一方面会注意到他的滔滔雄辩，那是我们熟悉的议院里辩论的风格，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书的行文与他在媒体前的演讲大不一样，更像对着贴心人展开自我，较少表演成分。作者在与收信人侃侃而谈的同时，也在与自己对话，也在分析解剖自己，其中不乏真诚的自我批评。简言之，他在“大声思考” 。
作者几乎无话不谈，绝不回避敏感话题，而且不用外交辞令。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1994年突然去世，在戈登?布朗和布莱尔这对搭档之间，谁来出任新的工党领袖？两人都有意问鼎，甚至闹得有点不快，很多细节十分有趣。结局我们都知道，两人最终还能充分合作。这在一国政治中最为重要，涉及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所说的“行为的传统”（tradition of behavior），对此我们应该认真了解。在作者执政后期，他与布朗的关系又非常微妙。书中很多地方写到人与人之间感情与思想的交流，这些文字演变为性格描写，精妙之处不少。工党创始人之一韦布夫人（Beatrice Webb）有着惊人的观察人物性格的能力，这是政治家的直觉，也是一种文学的才能。
最近这些年来，译林出版了大量好书，比如“人文与社会译丛”，它们在慢慢地改变中国读者，这种变化的意义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英国20世纪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绝大部分著作（如《自由论》、《现实感》等）都是由译林社引进中国的，它们在学界产生了可观的影响。这些著作中有一本是伯林的传记，里面说到，1997年（即布莱尔先生当选那一年）10月23日，新任首相给正处于生命最后一程的伯林写信，讨论欧洲左翼党派的前途。伯林一度怀疑左翼党派是否还有前途。布莱尔先生不以为然，因为他并不能认同伯林主张的消极自由。他在信上说，难道不正是西方社会中“消极自由的局限性”促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寻找某种高于“放任自流”的社会模式吗？他指出，毫无疑问，“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也有其合理性，“不管它在苏联模式下产生了什么样的破坏作用” 。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加显示了不加监管的市场的危险性。但是完全从传统的左的或右的语言来形容这次风暴恐怕都失之偏颇。
布莱尔先生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一党一派，人们不会忘记他对工党的改造。这使我想起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有人评价伯克说，他是一位超越了人们熟悉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作家，最不适合于我们有限的政治词汇里那些简单化的类目，即从那些老一套的标签“自由”和“保守”、“左”和“右”衍生出来的毫无想象力的翻新花样。伯克对中国读者也有启发。他不迷信抽象的理性和书本教条，申述了因地制宜、应权通变的必要。伯克反对抽象的自由，也反对抽象的权利。他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约定俗成的权利与自由，它们嵌陷于具体的文化历史之中，根据该文化、该社会的具体特点形成无限的多样性，享有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伯克向法国人推荐英国不成文法的基本精神时强调，他们必须重视国情，不能照搬英国政治模式或冒险从事社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