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汉武帝的诗( 二 ) 东亚人智商「问人人知识网」

二
武帝爱诗，故亲近诗赋之士，从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改易。武帝即位之初，就集文学赋士于周边，与之游历，从而在皇宫内形成内朝。试看武帝朝亲幸者：司马相如自不待言，乃汉赋大家；严助“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汉书·严助传》)；朱买臣被“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汉书·朱买臣传》)；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汉书·终军传》)；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汉书·外戚传》)；至于枚乘，“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犹高。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乃得其孽子(枚)皋”（《汉书·枚乘传》）；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汉书·枚皋传》），以是大为贵幸。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赋家，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儿宽赋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庄葱奇赋十一篇。内朝官中多有赋家者。
文学辞赋之士形成中朝之后，成为武帝亲幸的政治势力，“上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汉书·严助传》) 。武帝依靠诗赋之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自己的抱负和思想得以伸展，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更，那就是，中朝的建立，使得中央决策操纵于皇帝之手，决策机关内移到内宫，而以三公九卿为首的外廷，只成为政策的执行机关。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大变局，奠定了前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中朝制度的产生，固然有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的作用，但，武帝因与诗赋的亲近关系，群集诗赋之士，俾之咨询、掌故、决策，无疑直接促进了它的形成。
武帝爱诗赋，固非附庸风雅，武帝常读诗，而且识诗，“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汉书·司马相如传》)枚皋“上书北阙，自言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汉书·枚皋传》) 。可见，武帝对诗赋有较好的鉴赏能力，能判断诗赋的高下。不仅如此，他对诗也有极强的感知力，李延年尝“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汉书·外戚传》)司马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 。能与诗赋的境界如此感同身受，其文学造诣自不待言，庶几可称之为文学家了。
三
作为“文学家“的汉武帝，不仅止于读诗、识诗和品诗，还乐于诗赋创作的实践。检乎《汉书·武帝纪》及他传，则可知武帝游历之处，皆有歌赋以纪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正道絁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汉书·沟洫志》)
“(元封二年)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
“(元封五年)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
“(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作《交门之歌》。
司马相如临终遗书，谏封禅，“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遂作颂曰：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汉书·司马相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