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版的'七言诗词( 四 ) 现代版的'七言诗词|「问人人知识网」

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
《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
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
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
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张籍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
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
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
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
而近体诗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前为止，将近100年左右的诗歌。
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即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歌，也是从传统的古典诗歌到现代意义的新诗的过渡，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这一时期，诗歌相当繁荣，作家和作品数量众多。
陈衍《近代诗钞》仅就见闻所及，采录咸丰以来诗人360余人。
孙殿起《贩书偶记》及其《续编》著录道光以来刊刻的别集不下1500余种，其中不少是诗集或诗文合集。
由于近代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发生了巨变，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产生了新的阶级成分、社会思潮和社会矛盾，因此，近代诗也开始冲破清代传统诗歌的樊篱，出现新潮流。
近代进步诗人往往是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以诗歌为武器，紧密围绕近代各个时期的重大斗争，深刻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程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容。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里，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以其特有的敏感和蹊径独辟的诗歌，揭示清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危机，呼号变革，期望能对腐朽现实实行“劲改革”的人才的兴起，揭开了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序幕，也为近代诗歌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奠定了基础。
接着，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朱琦、贝青乔、金和等一批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诗人，怀抱爱国深忧和民族义愤，突出地反映了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他们的诗歌抨击侵略者，痛斥投降派，讴歌抗敌英烈，为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留下了光辉形象和历史画卷。
稍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政权提出“弃伪从真”的反封建的文化纲领，革命领袖们的诗歌，以抒写吊民伐罪的理想、改天换地的气魄、百折不挠的英雄主义精神，传达出广大人民的心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开展起改良主义政治运动，近代诗歌也被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黄遵宪努力创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诗”，梁启超响亮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推誉黄遵宪为“诗界革命”的旗帜。
黄遵宪的诗，“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具体、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从咸丰以来到“庚子事变”前后的历史面貌，贯串着救亡图存、变法趋新和对卖国投降与顽固守旧势力所进行的斗争，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时代精神。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林纾、蒋智由、丘逢甲等，也都各有所侧重，以不同风格的诗歌，表现了呼号变法图强的共同主题和追求进步救国的志士激情。
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以诗歌为革命号角，将近代诗歌进一步推向新领域。
秋瑾的诗激昂慷慨，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富有巾帼英雄的气概。
稍后，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在辛亥革命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社员发展至200余人，辛亥革命后，更剧增至1000多人，聚集了一大批倾向革命的文化人。
其代表诗人柳亚子的诗是民主革命斗争的回响，他伴随革命历程，围绕主要矛盾和重大事件，抒发壮怀与激情，充满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
南社其他重要诗人陈去病、高旭、周实、宁调元、马君武、苏曼殊等也都表现了反帝反封建反清革命的思想和对自由、民主、国家富强的理想的热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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