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书的读后感怎么写？( 三 )

梁启超所生于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内忧外患，乱象毕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堕入地狱的底层” 。然而最可悲的还不在此，而在于当时道德的堕落、思想的颠倒和民智的固陋，堕入地狱的底层而不自知， “哀莫大于心死”！梁氏师从康有为，率先睁开了眼睛，为挽狂澜于既倒，发动戊戌变法，创学会，办报纸，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然而，诚如梁氏后来所言， “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 ，戊戌变法是次很不彻底的改革，依靠的是绝无寸柄的光绪帝，方行百日，即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如何不叫人感到无奈与惋惜呢？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吧。
读《梁启超传》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他为民主共和冒死冲锋，其功绝不在武人之下。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但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勤劳、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高出万倍。
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相对于维新运动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大进步。中学为体者，封建专制之政体也，不变则仅用末节之技术又有何用！变法者，变封建政体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也，制宪法，立议会，除科举，开新学，变官制，建立近代国家也。梁启超在其《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对此有详尽论述。他在北京办《中外记闻》，在上海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凡六十篇，震动天下，实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之先声。但百日维新还是迅速被扼杀了，戊戌六君子死难，康梁避难日本。究其失败，非为变法不对，奈何这些秀才们太天真，变法者，国之大事也，变法派无政权，无兵权，未能唤醒组织民众，只靠一个自身难保之光绪帝，靠几个知识分子呼号奔走，最终是什么也无法成功的。但维新运动毕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丝亮光，即使运动失败，但其思想之传播，已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