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的诞生》读后感精选( 五 ) 京都|平安|武士|白河|天皇|诞生

秩序与治安主力更替
在平安时代后期，律令作为治理秩序彻底失效，地方叛乱频发，京中群盗横行。尽管朝廷设置了京职和卫府作为治安部门，但是未能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而武士作为体制外地方社会的武装力量在消灭群盗势力中发挥了功能，以此奠定了他们社会性的身份以及京都护卫的角色。
如果说平安京作为“皇城”意味着秩序的巩固，那么京都则象征着“天下”理念。这里，作者对“天下即京都“的推导十分精彩。值得注意的还有，武士团体在地方发展迅速，各成势力。他们不仅是地方社会的团体势力，还同京城的武者有所联系。从这一点上来看，或许武士阶层的活动强化了京都作为“天下”的意义，同时将京都作为根据地的武士也确立了社会身份。
空间扩张与权力分化斗争
【《京都的诞生》读后感精选】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京都的城市扩张。格局上大致有白河院建造“院政之都”鸟羽，平家开发八条等等。这些空间形成是权力分化斗争的产物。鸟羽分担首都的功能是院政权力在空间上的表现。在空间上，寺社力量是京都的外围，京都寺社的势力假借神祗等方式来威胁院政。院政用武士来镇压强诉，京都就成为被武士守卫的对象。但是院政调动武士的指挥权分化，抵御强诉变为要与潜在君主一决胜负。为保元之乱埋下祸因，院政落入空档，武士由京都护卫转向攻击主力。平治之乱后平家开发西八条则在空间上意味着武士在朝廷获得政治主导权。
京都在空间扩张中经历战乱，京都的城市格局分片分块意味着几方斗争，武士由京都护卫成为主导力量。在这一系列论述中，作者挑战了武士作为京都的他者，是秩序破坏者的观点。京都空间扩张与武士成为权力主导者的过程说明秩序不是京都的主调，战乱使得京都成为社会结构变动及权力主体更迭的舞台。
仪礼与武士思维的传播
各种仪礼活动是面向民众彰显各权力主体力量的营销媒介。诸如白河上皇为了表现武士在平叛作战的作用在鸟羽大道设凯旋式；寺院抬神舆以威胁朝廷；”路头礼“等交通礼仪以示尊卑等级。作者穿插了讨论了京都的仪礼活动，侧面反映“礼”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以及武士成为掌权者等社会结构变化。武士的荣辱观，自尊心等精神理念在京都的仪礼活动中传播。在这一点上，武士将京都作为媒介平台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但是仪礼并未将武士塑造为京都舞台上的胜利者。平安京的立城之本是天皇，这就使得武士的身份不具有正统性和合法性，甚至是“反社会”的。作者的叙事思路和分析角度原创性就在于打破这种武士即异邦人的语境，说明战乱和权力斗争对京都的塑造。这也让读者能够把武士阶层放在京都这样一个空间载体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