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传》经典读后感有感( 三 ) 宪宗|韩愈|柳宗元|藩镇|节度

高崇文在西蜀发掘不少原来韦皋手下的官员，荐房式、韦乾度等人。段文昌也在蜀中，但高崇文当时并没有推荐他，而是回到朝廷的李吉甫深知段文昌有大才，决定提携他。不过，笔者认为可能没那么简单。
高崇文离开西蜀，正是段文昌的亲家武元衡来接替。武元衡与李吉甫的关系很好，武元衡又是段文昌岳父，所以具备疏通关系的机缘。而段文昌之所以能够尝试疏通，源于段文昌早在李吉甫在忠州做刺史（今重庆忠县一带）时就以诗文去拜会过，相隔数年可能李吉甫不会有太深印象，需要有人提醒才想起提拔，这个中间人，应该就是前去西蜀坐镇节度使的武元衡。
高崇文返回京师，于元和四年（809）身故，年六十四岁，追赠司徒，赐谥号“威武” 。他的儿子有两个或三个之说，且名字互相矛盾，但孙子高骈后来还是晚唐有重要作用的人物。
顺宗李诵及俱文珍都在元和前期身故，由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对大宦官俱文珍不少褒辞，反而对顺宗短暂的皇帝生涯很多批评，引发后世很大非议。不仅如此，俱文珍生前，韩愈对他刻意攀交情。很早就作诗歌颂俱文珍，如《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是无法否认的。当然，客观来说俱文珍在地方监军确实有能力，也用人得当，所以才会提升很快。
之后写《永贞行》又称二王八司马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要知道八司马中像柳宗元、刘禹锡与韩愈到底交情怎样，尤其韩柳千百年一直并称，但说一句至少他们是文友恰如其分，如此形容他们，显然韩愈不可能随便为之，的确他站在俱文珍一边，对顺宗及二王八司马有相当大的意见。
说到整个唐代的文学，韩柳都是无法绕开的坐标，可关于韩柳的交情实在误解很多。前半生中，柳宗元和韩愈并无太多交集，但他们认识的确很早，在科举进士期间就已经认识，韩愈是贞元八年，柳宗元是贞元九年，柳宗元比韩愈小五岁。且不说当时参与王叔文的是非，韩柳一生多数时候的志向兴趣都不同。
比如韩愈是坚定的儒生，而柳宗元却开明得多，崇佛一面还比较突出。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的家族堪称崇佛之家，父亲柳镇、岳父杨凭都是天台宗俗家弟子。多年来受他们影响，柳宗元的许多碑文、塔铭、序文都专为寺庙所写。如《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就是受岳父杨凭之托而作，碑文写完接着又写了一篇《阴记》。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曾重修大云寺，撰有《柳州复大云寺记》。而韩愈在贬谪期间，众所周知还坚决上书反对宪宗迎佛骨，几乎丢了性命。
柳宗元和刘禹锡前面交情更深，一度称得上志同道合。哪怕谈论“天”这个哲学和唯物观混合的意象，他们与韩愈的分歧也很大。柳宗元有《天说》，刘禹锡有《天论》，这个论说的大背景就是柳宗元批评韩愈唯心色彩的学说，痛批老天能“赏功而罚祸”的幼稚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