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巳节诗词解析上巳节诗词( 四 ) 诗词

作者进一步考证：在明代，北方鞑靼族倒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 “踏破贺兰山阙” ， “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继余嘉锡之后， 60年代后期，夏承焘也写了一篇《岳飞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
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这是一。
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
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 ，似也不通。
此为二。
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
如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
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
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 “ 《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 。
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
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
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
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
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
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 ，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 “不问登坛万户侯” ，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
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
第三，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如果撇开《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 “三十功名尘与土” ，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
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 “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 “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 。

上巳节诗词解析 上巳节 诗词(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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