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 。
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实际上已经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败 。
而反对与赞成新法之争，此后更多地与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联系起来 。
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
后苏轼虽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精神上却因这一场卑鄙的文字狱受到沉重打击 。
在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
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大变动，原来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入朝任要职，新法被逐一废除 。
苏轼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 。
但苏轼对新法的某些部分原本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而他的为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因而又与当权者发生分歧，并愈演愈烈，发展成政治、学术乃至意气、党派的尖锐矛盾 。
他处于被人“忿疾”、“猜疑”的处境，遭到包括“旧党”在内的人士与洛中理学家的攻击，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 。
此后，他在不断受到攻击与诬陷的情况下，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
哲宗于高太后去世后亲政，为了表明自己的主见与权威，又把时局倒转过来，宣布继承神宗的一套，起用自称维护新法的官僚，打击“旧党” 。
于是苏轼又被列入惩处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海南岛 。
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元佑旧党，他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 。
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他于此一病不起 。
有诗文集《东坡七集》，词集《东坡乐府》 。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奇怪的角色 。
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 。
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
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 。
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 。
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
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 。
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 。
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 。
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
” （《食荔支》）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 。
毫无疑问，苏轼上述心理中实际蕴藏着比一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沉的悲哀，包涵着自我麻醉、苦中作乐的成分，这种心理使他的文学创作削弱了激情的强度，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产物，而且毕竟表现出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处理个人不幸遭遇的宏达情怀 。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 。
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
...
苏轼的古诗有哪些 苏轼的一生到日长安花似雨 。
16、《行香子·过七里滩》一叶舟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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