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教皇的权杖|揭开教皇权杖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二 )

所以，这个权力，不能交给某个世俗的国王。既然如此，适合享有这种权力的，就是教会了。教会影响覆盖全欧，能够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更重要的是，教会毕竟是个宗教组织，就算掌握些世俗权力，但毕竟有限，不会直接威胁到各国的世俗权力。
而对教会来说，既然它得到了一定的干涉世俗的权力，那它也要做出相应改变。首先，它不能按照那种松散的纯宗教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组织，而必须按照世俗的标准，让自己的架构更加严密化，具体来说，就是得有一个最高话事人。而且，在履行这些世俗的过程中，也必须有一个最高裁决者，这样才能解决现实层面的各种问题。这种情况下，以前的罗马教会大主教的权威进一步上升，成为政教合一的教皇。

其次，鉴于欧洲地缘结构的松散，所以内部政治上也四分五裂，各国之间极容易爆发冲突。而且，由于欧洲无法产生一个强大到足以一统四方的核心地缘板块，所以大家谁也没法彻底压倒谁，即便偶尔出现个强势政权实现大一统，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因地缘结构的天然肢裂而土崩瓦解，诸侯乱战呈长期化态势。
可是，战争意味着物资消耗，意味着破坏，意味着人口减少。这对在中世纪本就不富裕的欧洲来说，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打的同时，大家也都有停战的需求——不然老这么消耗下去，大家的最终结果就只能是同归于尽。
既然要停战，那就必须要谈判，而对立的双方，即便都有停战之意，但各自的立场和底线也都差的太远，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有权威，且立场公正的势力从中调和。而罗马教会无疑使最合适的——大家都是基督的信徒，教会出面最合适，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各国都是天主教势力范围，所以教会至少看上去没必要特别偏向谁，具有中立性。而这种调停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裁决者）的身份，又加重了教会的政治权威（而且教会也会利用这个身份，为自身谋利）。
最后，在前文中云石君已经说了，终整个中世纪，欧洲内战、外战不断，这种高频度的战争，对整个欧洲的资源，都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当时的欧洲天主教世界，没有掌握什么世界级的商业航线，无法从商业中大量获利，所以能依赖的财富创造来源，主要还是农业。可就农业生产潜力而言，由于中世纪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欧洲除了环地中海地区外，绝大部分纬度较高，气候较寒，开发利用的程度有限，所以它的农业生产能力远不如当时的中国。
没有多少资源，却要不停的打仗，这种情况下，中世纪欧洲人民的生活是很悲惨的。他们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奴役和压迫，其生活环境，远比同期的中国人悲惨。在这种绝境下，欧洲大部分普通人没有任何希望，生活也没有什么乐趣，甚至随时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因此，欧洲中下层的绝望心理和反抗意识，要远超过少有兵灾、且多数时候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民。
绝望，就会自暴自弃——那谁来从事生产？而如果反抗，那就更不得了，会引发社会动荡，秩序解体。如何才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呢？
最直接的办法，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最起码能够解决稳定可持续的温饱——可问题是，当时的欧洲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还是得靠天主教。既然现实的困境不可能解脱，那么通过精神的抚慰，至少能让他们更加平和的面对现实，进而老老实实的种地、不造反，哪怕终身忍饥挨饿也无怨无悔——换句话说，在这里，天主教又帮那些世俗权力承担了维稳的功能。

统筹对外征战、调和内部国家、族群冲突，化解内部阶级矛盾，欧洲的特殊时代和地缘环境，使得天主教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外，承担了这三大世俗功能。而这种责任的承担，也使得天主教会，尤其是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相应大大增加。
而对教会来说，既然它得到了一定的干涉世俗的权力，那它自身也要做出相应改变。首先，它不能按照那种松散的纯宗教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组织，而必须按照世俗的标准，让自己的架构更加严密化、世俗化、政治化。具体来说，就是得有一个最高话事人，来对各种世俗性的事务进行领导。而且，在履行这些世俗职能的过程中，也必须有一个最高裁决者，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现实层面的各种问题。
这个最高话事者，必须同时具备最高宗教领袖的百思特网身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率领教会这个组织来履行这些世俗职能。如果世俗职能的裁决者不同时兼任宗教领袖，那教会内部首先就会出现治权和教权的冲突，其功能也就无法发挥。基于这种逻辑，伴随着天主教向世俗权力的渗透，罗马教会大主教的权威也不断上升，最终成为政教合一的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