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古代诗词的美感特质( 三 ) 中华好诗词5

——所以，前些时候在香港，有人说我很会选择，选择了温哥华这么一个好地方居。——我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因为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所以我这一生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的选择，把我扔在哪儿，我就自生自灭去成长。
当时人们对美国比较熟悉，我是连温哥华都没听说过，不知道Vancouver怎么拼。反正从台湾出来，到加拿大最近的城市就是温哥华。到温哥华第二天，我就拿着美国的聘书，到美国领事馆去办签证，但没有成功。我回去就给海教授打电话，说我到了温哥华，还是过不来啊。海陶玮他是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好跟他合作。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给UBC亚洲系的系主任，叫普立本（Pulleyblank），说有某某人，你们学校有没有机会。普立本教授一听非常高兴，因为那一年，大学的亚洲系开始有了研究所，招研究生。而当时有两个学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都是研究古典诗歌的，是为了逃避越战的兵役跑到温哥华来的。普立本说，我们正找不到教这两个学生的导师呢，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就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中国古典诗歌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
■：上世纪70年代，您出版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您以前曾提到这与您幼年即曾接触王国维的作品有很大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呢？是不是也和去哈佛有关系，因为这本书是在哈佛完成的。
□：1968年，当我要返回台湾时，海教授要我拟写一篇研究计划，为的是第二年暑期可以借此再申请重回哈佛来做研究。当时匆促间想不起什么适当的题目，于是多年前对静安先生治学途径的转变，及其自沉而死的两点困惑，就重新涌现脑中，再加上我以前曾写过一些评说静安先生的词和词话的文字，因此遂拟定了一篇有关静安先生的研究计划。不过，当时我所完成的却实在只有原来计划中的前两部分，而对于第三部分则80年代后期我曾写过一篇《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
■：有研究者认为，您对王国维的研究，不但使您在学术研究上有了一个重大转折，而且从那时起，您开始从学术角度，以一种更开阔的理论眼光来反思中国的传统词学及文学理论。
□：我自己常说我好为人师，喜欢教书，其实我更喜欢学习，对于新东西，我不知道的，我很愿意学习。所以在密歇根，我就旁听英文诗歌课，后来到温哥华，就旁听西方文学理论。旁听之后，知道有某种理论，我再找来这位学者本人的著作来读，反正我查生字也查惯了，接着查就是了。我不但读，而且是有兴趣地读，因为我觉得，在读这些西方的文学理论的时候，常常能够解决我原来在研究中国诗学、词学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明和解决的很多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解说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词，说“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一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那么王国维凭什么这样说？这样说是不是可以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又用三句词来比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但是他却又说：“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又是怎么回事？所谓作者未必有此意，而读者却可有此想。那么，读者对作品有没有“想”的权力？读者的阐释的边界又在哪里？这些，在中国传统理论中都没有答案。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一向是只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所以用中国传统的词学，是无法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的。
■：在谈到《现代观》的主旨时，您曾说该文“就是想从一个较广也较新的角度，把中国传统的词学与西方近代的文论略加比照，希望能藉此为中国的词学与王国维的词论，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 。
□：我以为，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世纪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册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arican Mind）。作者在书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为美国今日的青年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而其结果则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可危虑的现象。